《清代詩社研究》序

作為古代文人學士的一種文化消費方式，詩社的開展由來已久，這一群體性的集結活動，更多承載著詩人自我強烈的表現欲望、交流意愿、文化志向，以及以風雅自命的自傲。而大多情形之下，詩社因文人學士參與而自主建構，文人學士則借助詩社而娛志遣情。這一文學活動空間的設計，其主要功能和意義，不僅表現在文人學士詩歌技藝的展示、交流及傳播，并且反映在彼此之間情感的溝通和融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探察歷來眾多文士參與其中的詩社活動，重現他們活動的歷史畫面，無疑是檢視古代詩歌史、詩學史乃至文學史或文化史的一條重要途徑，其可以幫助我們循沿這條不能繞過的徑路，尋索傳統文人士大夫在文學和情感層面的各種交流與碰撞的軌跡。有清一代詩人層出，其交流之頻繁，結社之活躍，為前代所不及，成為詩人集社趨于興盛的一個時代，這也為我們探察清人詩歌創作和結社活動提供了一筆異常豐富的研究資源。但在另一方面，清代詩社林立，名目繁多，地域分布較為廣泛，成員構成相對復雜，這又勢必給相關的研究工作增加了難度和強度。

據我所知，媚媚博士早在碩士研究生學習階段，就開始從事清代詩社的研究，多年以來，在這一領域已有較為深厚的積累。她的碩士學位論文《清代詩社研究——以六詩社為中心》，就有針對性地選擇若干詩社個案展開考察，該論文后經修訂成為《清代詩社初探》一書，現已正式出版。而她自從進入博士研究生學習階段以來，孜孜矻矻，勇于拓辟，在先前研究工作的基礎上，有志于對有清一代詩社進一步展開系統性和綜合性的探究，故依然擇取以清代詩社為其博士學位論文選題。經過數載的潛心研治，終于完成了書稿的撰寫，后又以此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優秀博士論文資助項目，這是她本人在此研究領域全心投入、勤勉鉆研的結果。如果說《清代詩社初探》系作者投入該課題研究的初步嘗試，那么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清代詩社研究》，則對同一課題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作了充分的拓展，我個人認為，后者是迄今為止探討有清一代詩社最為全面也最為深細的一部著作。

以我一己的閱讀體會，綜合觀之，此書具有如下幾方面的特點：

首先，作者立足于對清代詩社展開多維度的考察，較為立體地突顯了這一歷史時期詩人結社活動的各個側面。比如，詩社的主體是參與結社的詩人群體，作者在考察清代結社之主體時，就十分注意分辨詩社成員的身份擔當，將其劃分為遺民、閨秀、八旗、士夫詩社等，從不同的角度，究察這些詩人群體各自的身份意識、現實境遇、處世態度以及結社宗旨，并進而分別探析他們群集唱和的具體方式、風格特征等，展現有清一代不同詩人群體結社的獨特面向或個體差異。又如清代詩社的興盛，不僅體現在數量上的擴充，也反映在地域分布相對廣泛，作者在考察清代詩社的結社方式和社詩總集的過程中，則著重從空間的維度，同樣注意不同地域詩社各自呈現的地方特色。書中主要探討了廣東、浙江、江蘇等地區詩社的形成和發展勢態，涉及集會唱和的具體方式和社詩總集的創作與編纂特點，以及在梳理詩社形成和發展脈絡的基礎上，探析具有地方性質的詩歌派系。如此考察方式的采用，不僅比較不同地域詩社承載的地方文學傳統和各自的結社模式，再現這些詩社在特定地理空間范圍內的生長情形，克服了詩社區域考察的單一性和平面性，并且通過對不同地域詩社發展狀況的參比分析，審觀參與不同詩社的詩人群體之集會唱和及其社詩總集對當時詩壇所發生的獨特影響，厘清有清一代詩社發展的整體軌跡。除此，本書針對清代詩社的探討，又并未拘限于詩社單純結構層面的描述，而是同時將其置于較為開闊的清代特定的政治和文化境域中，考察涉及詩社建構和發展的影響因素，以及詩社承擔的文化功能和表現特征，包括重點探討了諸如清代詩社政治性、文學性、藝術性及宗教性的多種類別和擔當的多元功能，書院文化及官學與詩社建設構成的不可忽略的聯系，清代詩歌及詩學的高度成熟和空前繁盛對促進詩社發揮所產生的重要作用等。凡此，皆有助于多側面觀照清代不同時期詩社的形成機制、活動場景，以及它們所呈現的文化樣貌。

其次，闡釋和考辨相輔相成，尤其是后者更體現了作者力圖忠實還原清代相關詩社歷史實景的研究意愿。自然，要做到這一點，對于有關文獻的深度開掘和仔細清理是必要的基礎，作者正是利用這項切實而有效的考察手段，來開展相關問題的辨析。茲僅舉一例，如書中關于嘉慶、道光時期“宣南詩社”的考辨，盡管前人對于該社已有過相關的探討，但作者并不滿足于此，而是通過對多種文獻記載的深細爬梳，從動態的角度，作了更為詳盡而確切的考察，指出追溯起來，嘉慶十九年（1814）董國華約同人發起的“消寒詩社”成為“宣南詩社”活躍的標識，而自嘉慶十九年至二十四年（1819）間，根據活動方式和社詩創作等情況，“消寒詩社”又可以具體分為六個階段，而早在嘉慶九年“消寒會”創立，參與成員中則有后入“消寒詩社”的陶澍，從中顯示“消寒會”和“消寒詩社”個別成員的交疊。同時析分起來，“宣南詩社”又非一個詩社，而是由多個不同詩人群體參與的詩社組成，故如道光十年（1830）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人所結“宣南詩社”，雖和董國華發起的“消寒詩社”在時間有著一定的承接關系，結社地點都在北京宣武門以南，但因二者參與的詩人群體不同，故應視為兩個詩社。如此的辨析，則更加具體而妥切地梳理了嘉、道時期“消寒會”、“消寒詩社”、“宣南詩社”之間的相互關系。

再次，整體與局部考察的有機結合，在宏闊的展述中融入微細的刻畫。以本書的研究理路和撰寫結構來看，作者有意要跳脫詩社個案研究和單一區域研究的格局，而是從整體性和系統性的層面，探察有清一代詩社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涉及結社主體、社詩總集、詩社類型、地域分布、唱和特點等詩社各個構成的環節和生長情形，這也是作者對早先從事的《清代詩社研究——以六詩社為中心》研究課題的自覺超越。毫無疑問，從全面探究清代詩社的考察方式而言，采取以上的研究策略是完全必要的，這有助于相對完整而充分地展露清代詩社發展的歷史進程和總體形態。然而，整體的考察又是需要通過很多局部的觀照來加以呈現的，離開了后者的支撐，前者也就難以成立。本書在加強整體性考察的同時，又格外注意充實局部乃至細節性問題的究析，突顯了相關考察充分的細密度。這也符合研究特定對象的需要，因為詩社牽涉的諸如成員構成、活動方式、社詩創作等一系列相關問題具體而繁瑣，唯有深入大量細部的問題，方能有效而逼真彰顯詩社歷史存在的原貌。如書中從社詩總集審視清代結社的多樣性問題，即是一例，作者認為，綜觀清代社詩總集的體式和結構，其既受到元初遺民詩社“月泉吟社”社詩總集《月泉吟社》的影響，又展現了有清一代結社方式的多樣性和階段特征，社詩總集的差異不僅表現在文本內容方面，也反映在集會、唱和方式的區別以及編纂體例之不同上。對此，作者借助對多個清代詩社社詩總集的細致察析，梳理出不同階段社詩總集的文本特征及結社方式的多種表現，包括以詩人自發結社為主兼有官府創設、文本與口頭兼具的約定形式、集會的一次與多次之分及多次集會定期與無定期之別、征詩與唱和兼具的創作模式、作詩為主而填詞為輔及同題分詠與同題分韻的唱和方式、詩歌選取結合選評的總集編纂特點等等。正是通過這種整體與局部探析相結合的考察方式，較為明晰地揭橥了清代社詩總集編纂的時代特征，以及從中所反映的清代詩人群體結社方式的演變過程。

應該說，本書為媚媚博士在清代詩社研究領域多年耕耘的收獲，傾注了她極大的心力，也是她對自己階段性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總結，相信隨著它的正式出版，其將對清代詩社乃至清代詩歌史、詩學史研究的深入開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當然，清代詩社眾多，成員繁夥，活動頻繁，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跨度較大，牽涉的問題非常復雜，而這些問題并不是一部著作所能完全涵蓋并予以徹底解決。我也相信，媚媚博士將會以此為其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起點，繼續努力，在該領域不斷深化研究，并同時在未來開辟更為廣闊的一片學術天地。

是為序。

鄭利華        

2021年10月29日于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