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祥兄將近年所作新舊詩結集為《扶墻集》，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囑我寫幾句話于卷首。我于詩雖為外道，但認識文祥兄，到今年恰為三十七年，聯系不多，彼此都存敬畏之心，繾惓之情，故不敢辭。
文祥長我一歲，晚我二年進入復旦大學。我是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在1978年夏秋之間，以在校二年級學生的身分，被破格錄取為首屆碩士研究生。而文祥則于1979年秋為中文系本科所錄取。相隔四十年后回看那一段經歷，可以說我們都沾了改革開放初期不拘一格開放大學招生的光。同樣作為1967或1968屆的初中畢業生，文祥與我都沒有讀高中的經歷，原本應該隨人流務農或務工，一輩子與大學絕緣，然而歷史的“機遇之門”給了我們意外的人生改變，我們也形成了特別的關系。然而，在我們擠進大學一二年之后，那扇門又關上了。我曾自我反思，以我之學歷與學力，即便是高考恢復了也未必能考取本科，但有了前面一步鋪墊，考研究生似乎并不困難。我不知文祥當年是怎樣的經歷與心境，但他入大學那年是對歷屆生開放的最后一次機會。所以說，我們都是時代的幸運兒。
我研究生畢業留校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擔任文祥所在年級輔導員，也正因為上述機緣，我與文祥結下師生之緣。說來慚愧，文祥所在班級有歷屆生有二十多人，年長于我者有三人，文祥最居長，且擔任班長，在同學中猶若大哥。雖在來大學前，我也曾任沿江農場的基層干部，但在大學任教還是第一次，對帶一個本科班級更全無經驗。最麻煩的是，我到班級時，他們已經三年級下學期，還有不到一年就面臨畢業分配。那時還處在社會轉型的初期，大學生畢業就業還全部由學校分配，各種矛盾都很復雜。我與全班同學還沒有全部認識，就必須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確實有些心力交瘁。我感受到的焦點問題，一是分配去向與同學期待的距離，二是班級同學中上海與外地同學、歷屆與應屆同學之間的認知，三是個別特殊問題的處理。在這期間，我得到文祥與班級許多同學的體恤與理解，使許多的復雜事情得以妥善解決。這樣，我的首段大學管理工作還算順利，雖然沒有獎勵，但系領導馬上安排我再帶1980級，也算是一種肯定。這段機緣雖已過去三十五年，我因此而與7911的同學建立了特殊的情感，他們后來多次團聚都邀我參加，從師生到朋友，彼此都有特別值得珍惜的記憶。
文祥畢業后，到中國新聞社工作，后來還被派駐香港傳媒。逢年過節，偶會有明信片來問候。記得他曾與我談起這段經歷，并希望能在我到香港時安排接待。但我在那期間雖去過一二次，卻都來去匆匆，乖違了他的好意。后來我曾有三段在香港長期工作的機會，可惜他已結束在港工作。他后來先后在上海學林出版社與辭書出版社任職，也曾詢問我有無合適書稿，可惜也沒有機緣合作。
倏忽之間，文祥與我都已是望七之人，文祥且先我休致，生活習慣與人生感受都有很大的變化。他是閑不住的人，不再為上班的瑣事而奔忙，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留給自己，所以能夠為自己安排豐富多彩的新的人生。就我所知，一是旅游，二是攝影，三是寫詩。收在本書中的詩歌，主體是他最近四五年間所寫，內容涉及日常生活的眾多方面，包括旅游所見，歲時記感，書畫記趣，人際述情，因事寄慨，涉時敘諧，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對這些詩歌的具體評價，我不想涉及，一因我本外行，二則我治古代，于當代寫作本就不通，三則文祥與我之特殊關系既如前述，高揚則近諛，批評更非作序之所宜。我只想告訴讀者，文祥在校期間，便對古代文學有濃厚興趣，如今他的一切詩作，都是出于個人之喜愛，有感而寫，且最初未必有出版的考慮，因而筆鋒所及，都有難得的真誠。他覺得就寫詩來說，自己還是一位初學者，因而以“扶墻”命集。但就我閱讀所及，則時時能感到他傾注的心血與真意。至少就我閱讀所引起的聯想，覺得有幾點可以特別說到。
第一、寫詩是一項人人可以從事的高尚活動，從入門到成熟，只要有一定悟性，愿意投入精力琢磨，都可以有所成就。成就之高下，也因人而異，而若有心為此，則有兩大法寶，一曰取法乎上，二曰真情實感。何為取法乎上？是宜廣泛閱讀中外經典，體會名家詩法，從一般怡情，到爛熟于胸，從前人成句，變化為自己心聲，是應有一過程，但掌握并不困難。何為真情實感？即自己之真實感受。古人說詩言志或詩緣情，其實就是我手寫我感的文言說法。無論世界危機，季節輪換，人生悲喜，友朋情誼，能觸動五內、引發七情者，寫出來都可以成為好詩。
第二、詩有古今中外之分，今人應何所取舍。這兩年恰好是新詩百年，有關討論很多，大約各述所見，很難有一致的看法。認為古詩好的，主張嚴守古人詩法，從押韻、對偶、粘對、句法、用典，都主張致敬古人。完全寫新詩的，則以歐美各家為取則，無論頹廢、張狂或咆哮，都極盡變化，氣象張揚。我覺得兩者都不錯，也看到各有許多的成就。但就我個人而言，仍認為詩歌之民族化，或者說學古人之精神，寫今人之心情，取古人之軀殼，裝今日之真感，仍不失為新詩發展的一條道路。當然可以有一些變化。比方押韻，從《廣韻》到平水詩韻，已經有些變化，今人或主張新詩分十八韻部，當然也是個辦法。至于平仄、對偶、句法，在古人并非一成不變，現在取徑似乎也可以更寬泛一些。文祥的許多詩，都具這些特點，可以理解。
第三、今人寫詩，喜出大言，喜發宏論，私意很不贊同。如唐人寫詩，何曾如此？即便李杜之喜以“百年”“萬里”一類大辭入詩，而其精神貫注，無不為與一己進退與家國安危有關之表露。秦漢已有大言詩，也多就細節展開。近代以來動輒以放眼世界、倡言變革之大言，溯其淵源，我更愿以宋元間以托言神仙呂洞賓一路的仙詩為濫觴。文祥善于從日常細節中發現詩意，在細節描述中揭出感受，這是很好的嘗試。
略述所知，不敢妄托知音，謹此請教于文祥與讀者。
陳尚君
2018年11月4日于滬寓
（劉文祥《扶墻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