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宋元駢文批評的觀念與體系

侯體健

　 宋代是駢文發展的重要時代，宋元駢文批評因此也呈現出豐富多樣的面貌，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受唐宋“古文運動”的強勢話語影響，駢文批評長期被學界忽視。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宋元駢文批評研究暨資料匯編”（18BZW096）在全面梳理宋元相關批評資料的基礎上，重新發掘駢文批評的時代特征與學術價值，為建設本土文學理論體系提供新的資源和視角。

　　宋代是駢文的重要發展期和轉變期，陳寅恪曾說：“就吾國數千年文學史言之，駢儷之文以六朝及趙宋一代為最佳?！彼未壩娜〉昧朔浅８叩乃囆g成就，并獲得了“宋四六”之專名。與此相應的是，宋代駢文批評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狀態，在“古文運動”的影響下，批評話語和批評焦點有了新的風貌。而元代承襲宋代余緒，出現了劉壎、陳繹曾等駢文批評家，記錄整理了諸多宋人駢文理論資料，雖然本身并無顯著的新變，但仍然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學者已經指出宋元時期是“作為專門文體學的駢文批評”的時代，故而兩代自然可以整體統觀。宋元駢文批評除了大量散見于筆記、序跋、書信的論述外，還誕生了四六話，涌現出專門性駢文類書，加之大量結集的四六別集和選本，由此呈現出層次多樣、觀念豐富的互動性批評生態。

　　然而，面對如此豐沛的駢文批評資源，學術界長期忽視其價值和意義，駢文批評在通行的批評史著作中幾乎是缺席的。少數著作即便為宋四六批評留下一席之地，也很少給出正面的評價。如陳鐘凡、郭紹虞、羅根澤等先生都認為，宋四六批評不涉根本，停留于字句，談不上文學批評。至于其他常見的文學批評史更是往往對宋四六批評未置一詞，其地位之邊緣化可知。實則只要我們平心看待宋元文集、筆記、文話中的相關言論，以及其他類書、選本等批評實踐行為，就會發現一個新的世界，可以重估宋元駢文批評在我國古代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和文學修辭諸方面的地位與貢獻。

　　宋元駢文“應用”觀念與批評焦點 

　　要準確理解宋元士人的駢文批評觀念，首先必須準確了解他們的“駢文”觀念，只有將批評行為和觀念置于創作的語境中，才能較好地還原批評生態，把握宋元駢文批評的整體圖景。宋代古文對駢儷文風的壓制，是與當時的思想潮流與表達需求相適應的。

　　在“古文運動”之后，駢文退居到特定的公文領域，并依然廣泛地參與政治機器、社會生活、禮儀制度的具體運轉，承擔了獨特的政治社會功能，由此就產生出“應用”的觀念。駢文在宋代上至朝廷兩制，下至日常啟狀，都有廣泛使用，具有特定的應用場域。這些文體所依賴的“四六之藝”具有一定的規矩定式，和自由的古文頗不相同。它們還必須與應用的場景緊密切合，起到實際的應用效果。正是有了這樣的駢文生態，相應的批評方式和批評話語也就產生了。

　　首先是“敏速”。宋人通常認為，制誥表啟等四六公牘是“敏博之文”，并追求其作文之敏速，且尤其推崇能夠立就兩制的詞臣。這種對敏速的追求與宋世詔誥等四六公牘的文體功能有關。其次是“得體”。對“得體”的強調，本質是要求文學寫作契合王言的功能訴求，以保障君主舉措的權威性和合理性，對“得體”的特別重視，源自應用的需要和禮儀的訴求。最后是“精切”。如果說“得體”是應用場域與書寫方式在整體上的契合，那么“精切”更偏重具體文辭與具體情境的般配?！熬小逼诖檬碌渑c相關人物事件的精準契合和精妙剪裁，是對作者綜合能力的莫大考驗。對事典的熟悉，對應用語境的把握，以及令事典切合語境的剪裁功夫，以上三者缺一不可。而以上三點批評焦點都源自“應用”的功能性。

　　以四六為應用的觀念更是直接決定了宋元四六批評的公共意識。批評家們清楚地意識到四六公文的公共屬性，這些作品將廣泛流通，并接受士人們的公開審視，其結果直接影響作者的文學聲譽乃至政治生命。對“得體”“精切”的正面關注和對“時忌”“類俳”的刻意回避無不基于這種公共意識，進而產生了四六敘事“不可無實”、頌德不應比附前人等具體的批評標準?？梢哉f，應用觀念和公共意識是宋元駢文批評的出發點。

　　宋元駢文批評的主體與載體 

　　宋元駢文批評家的身份深刻地影響著他們的批評趣味。宋代熱衷于駢文批評的文人通常是需要日常撰寫四六文書的駢文作手，針對不同文體的豐富寫作實踐使他們在批評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側重。我們可以將宋元批評家大體分類為兩制詞臣與幕職文人兩個群體。他們在學習四六時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兩制詞臣往往需要諸體兼善，尤其要專長制誥等擬代王言的廟堂文書；而地方文人雖然也需要擬代文書，但服務的對象則是閫臣與州縣長官，故而擬代的文書主要是表啟。這導致了兩個群體對駢體文書有著不同的評判標準和價值序列?！皟芍圃~臣”與“幕職文人”兩種身份雖然尊卑懸殊，但并非判然二分、不通消息。對于絕大多數宋代知識人來說，州縣幕職是他們政治生涯的起點，早年入幕代書，最后端坐玉堂的名公確實代不乏人，周必大便是個中代表。當然，并非所有研習四六的士人都像周必大一樣幸運，畢竟就連周益公自己都感慨雖有天機云錦之妙手，卻一生游蕩，不曾步入京官序列的南宋士人大有所在?？梢钥闯?，宋代駢文批評的雙重主體之間既有政治地位的天壤之殊，又有循資而上的晉升途徑，經由這種相別而相通的對照關系，我們可以對宋代駢文批評中的一些特征作出合理的解釋。

　　除了主體的不同，批評載體（著述形態）也具有不同的批評傾向和模式。最受關注的是四六話，它集中了許多明確的駢文批評主張，而傳統筆記、文集序跋、史傳碑志、公私書目也都分別沿襲著自身的文體傳統，以或引述，或評騭的方式建立著當時四六文寫作的標準。除了正面的品第，蘊含著批評觀念的文學活動也同樣應被納入批評史的考察范圍，正如郭紹虞先生所說，整理是一種批評，選擇也是一種批評，南宋以來興起的專收或兼收四六的文章選本以及指導四六寫作的專用類書亦是宋代四六批評的重要載體。這些載體各自的文體傳統使得它們觀照四六文時采用了不同的視角，或著眼警句，或留心本事，或鉤沉統緒，或判明風格。宋代的筆記和早期四六話延續“論詩及事”和“以資閑談”的批評傳統，特別重視四六文章產生的具體語境和公共效應。文集序跋以揄揚文集作者為主要目的，因此，在宋代“尚統”觀念的影響下，往往會梳理駢體文章的“文統”。南宋流行的四六類書雖然缺乏直接的文學批評，但可以體現晚宋四六程式化的具體表征。批評史家之所以輕視宋代的四六批評，多半是由于未能全面地認識到批評載體的多元性。如不能整體把握宋代四六批評不同載體間的視角差異，也就不能全面地把握宋代四六批評的豐富樣態。

　　駢散交互與分途：宋元駢文批評話語體系 

　　宋代的駢文批評缺少《文心雕龍》般高度理論化的著作，但這并不意味著宋代駢文批評不存在理論框架。宋人對四六的本質有著不同的認識，有些批評家強調四六與詩賦間的親緣關系，有些則強調四六作為應用文體的本質屬性。而最為主流的認識則體現在批評術語的隱喻系統中，他們將四六看作一種可以被雕鏤纂組的“工藝品”。宋人在歸納本朝作家的四六風格時，習慣使用“奇與正”“樸與麗”“清與重”等風格范疇。

　　宋代的駢文批評使用了豐富的批評語匯，其中一些也見于散體文或詩賦批評之中，并在駢文批評中獲得了獨特的含義，另一些則為駢文批評所獨有。不同于宋代詩古文“文氣論”中對作家修養的強調，駢文文氣論更注重文章舂容正大的風格。宋代駢文批評不使用玄思妙悟一類的范疇，而重視講論技巧，乃是由于宋人將駢文視為一種有關國家之治的“應用”，既然是應用，就必須能夠通過學習來掌握。由此，他們必須使用通用的、易于中下層士人理解的直白話語來歸納駢文寫作時必須使用的諸種技巧。宋人討論駢文技巧時最關注的話題就是“對偶”與“用事”，它們如同宋代駢文技法的兩翼，主導著宋代士人群體學習、評判駢文的價值標準。雖然“宋四六”與前代駢文一樣都重視屬對和用事，但在具體趣味上則有不小差異?！八嗡牧逼檬褂谩疤烊粚賹Α焙徒浀洹俺烧Z”，前者指以人名、地名等日常語言中的固有詞匯作對，后者則是徽宗朝尊經黜史背景下形成的，以使用經書成句作四六的獨特風潮。

　　當然，宋元駢文批評對文章的整體性效果的關注頗顯不足。因此，與同時的古文批評相比，宋人幾乎不討論駢文與“道”的關系，也基本擱置了傳統文論中“言志”“緣情”“物感”等重要話題。他們更傾向于要求四六能善于“敘事”，要以準確的用典真實地描述文書當事人的境遇；同時強調四六應當具有“感動人心”的公共效果，以便在特殊時期實現四六作為政府公文的宣示功能。除了從正面提出駢文的諸多標準，宋人還提出了一些創作駢文時應當避忌的文病，這些“文病”也是駢文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出鮮明的時代和文體特點。

　　總之，通過全面梳理宋元各類文獻中的批評材料，我們可以初步搭建起宋元時期駢文批評的基本構架，勾勒出宋元駢文批評的時代特色和主要焦點，呈現出不同群體之間對駢文各類體裁的批評觀念，尤其是各自的話語模式。由此，可以重新認識駢文批評在整個古代文學批評體系中的位置，為厘清宋代文章學版圖提供新的路徑和視角。

　　　　　　　　　　　　本文原載《社會科學報》總第1872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