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教授：以人性修文學

發布時間： 2013-10-19

（文章來源：文匯報）

題記

近來，洋洋170萬言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新著》出版的消息，在學界和讀者中引起了熱烈的關注。

對復旦大學教授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讀者并不陌生。1996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因以馬克思主義人性觀為指導，提出“文學的進步乃是與人性的發展同步的”，打破了文學史研究舊的思維模式，被學界一些學者譽為“石破天驚”之作。該書迄今已銷售20萬套，成為很多高校文科大學生的必讀書目。

十一年過去了，三卷本《中國文學史新著》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總社聯合推出。這部幾經修改的著作，究竟新在何處？主編章培恒表示：“新著對以前長期流行的文學史模式有了進一步突破，并且成為自覺地從事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成果?！?/font>

在《中國文學史新著》中，“人性發展是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書的靈魂。新著還克服了1996年版《中國文學史》偏重內容論述，而藝術特色分析相對薄弱的缺陷，真正涉及文學形式的演變過程。此外，還打破了此前同類著述主要按朝代論述文學史的慣例，將先秦至1900年的中國文學分為上古文學、中世文學、近世文學三個階段，根據文學自身在不同時期的特點，中世文學又分發軔、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學則分萌生、受挫、復興、徘徊、嬗變五期，比較明晰地顯示中國文學曲折而復雜的演變過程。

在復旦大學出版社社長、《中國文學史新著》責任編輯之一賀圣遂看來，《中國文學史》雖由章培恒先生確定總體思路并撰寫了導論、遼金文學部分、元代文學中短篇小說部分，但總字數不過六萬字，大部分內容則由他的學生、朋友撰寫，可謂是一部“主編”之作。而《中國文學史新著》算得上是一部章先生的“著述”，在170萬的內容中，至少有120萬字由他撰寫(獨撰或合撰并定稿)，其余部分也經過他的修改。

三卷本《中國文學史新著》的出版，看似順利，實則經歷了種種曲折。1996年《中國文學史》上市流播，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震蕩，報道評論如潮。對于“石破天驚”之譽，章培恒有清醒認識：所謂“石破天驚”也不過是肯定了它的開創性，但與文學史的應有任務——對文學發展過程的內在聯系的描述——還有很大的距離。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他毅然決定重寫《中國文學史》。這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各種指責紛至沓來，認為這么快就重出一部是為了撈錢。

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國文學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當時教育部正擬推薦若干供大學文科使用的教材，經專家評審后，該書雖未出齊和上架，但已被列入重點推薦的教材。

可惜的是，章先生在1999年被查出患了癌癥，第三卷的出版因此擱置下來。這成了他的心頭大事?！吨袊膶W史新著》另一責編韓結根說，章先生在病房里也一直沒有放下手頭的工作，因此這部新著的不少統稿工作，是章先生在住院期間逐步完成的。2005年，章先生身體略為好轉后，完成了第三卷的寫作，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驶嗜肀尽吨袊膶W史新著》，宣告完成。

個人著史，似乎是復旦大學文史專家的傳統和情結。周谷城著《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展史》，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朱東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皆可說明這一點。往后，還有葛劍雄撰《中國人口發展史》等不一而足。章培恒先生之于《中國文學史新著》，名義上是主編，實際上是繼承了復旦大學文史專家個人著史的傳統。這一點未必為章先生所認同，但相信很多人會作如是觀。

　　

1989年左右開始萌生重構文學史愿望

文匯報：章先生，您以兼擅實證研究和理論闡釋而進行的文學史個案研究，早就為中外學術界所關注，您是什么時候開始萌生重新建構中國文學史愿望的？

章培恒：比較全面地考慮重構文學史問題，大概是在1989年左右開始的。我以前對文學史也經常有一些跟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看法，但是都比較零星，比如說在1963、1964年的時候，我對金圣嘆的看法、實際上也是對晚明文學的看法，就與其他研究者有比較大的不同。我與劉大杰先生一起寫了一篇《論金圣嘆的文學批評》，那篇論文在國外的反響很好，現時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擔任講座教授的王靖宇先生當時就認為“這是中國大陸迄今所發表的重新評價金圣嘆文學批評的最佳和最客觀的論文”，但是論文在國內受到嚴厲的批評。這些零零星星不同的看法積累得比較多了，就想應該做一個統盤的考慮。所以大概在1989年左右，我在復旦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關于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那篇論文后來也受到了批判，不過情況跟1960年代的時候已經不一樣了，人家批判我也反批評。那個時候談的雖然只是六朝文學的評價，但是實際上牽涉到總體如何來評價古代文學的問題。

逐步形成“文學發展與人性發展同步”觀念

文匯報：您提出了“文學的發展與人性的發展同步進行”，這個文學史觀是怎樣一步一步形成的？

章培恒：從1989年開始，我感到籠統地提文學的政治性、政治標準，不能解決文學的評價問題。但開始的時候考慮的是：文學的發展應該和社會的發展是同步的，應該跟著社會而發展，而且有助于社會的發展。但后來覺得這樣的標準比較籠統，覺得“社會的發展”應該以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幾個階段的理論來作為依據。

但這就又有了一個問題，按這樣的理論來研究，為什么資本主義社會就比封建主義社會進步？為什么共產主義社會就比資本主義社會進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從根本上來探討馬克思的看法。馬克思把共產主義社會說成是每個個人得到全面自由發展的階段。我覺得研究評價文學史的標準，最終應該把它落實到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這樣一個基本原則上去，就是說人類社會應該而且必然越來越走向每個人的自由的全面的發展，這是一個總體的標準，文學的發展也應該從這樣的角度去看，所以我提出了“文學的發展應該與人性的發展同步”的觀念。

文匯報：您在書中寫到，《水滸傳》中潘巧云與人有私情，被楊雄和石秀殘酷殺死，《水滸傳》中的描寫“實在起著引導讀者肯定兇殘行為的作用”，“大概在當時會引起贊賞”。但到了《儒林外史》中，王三姑死了丈夫，決心殉節，他的父親仰天大笑：“死的好！”作者體現出的是憎惡和憐憫。這種變化是否正是一種人性的發展？

章培恒：是的。石秀、楊雄殘殺潘巧云與迎兒是以根本抹煞女性的權利(包括其在情愛上的選擇、對快樂的追求)乃至其生命的價值為前提的?！端疂G傳》把這作為英雄行為來描寫，是一種反人性(違背人類本性)的觀念的體現。要求或鼓吹女性守節，也是對女性的欲望、情愛、獲得快樂的權利等的抹煞，要求或鼓吹殉節，那更是對其生命價值的否定。所以，從贊揚殺害潘巧云等人到憎惡和憐憫父親鼓勵女兒殉節，正是人性的發展——對作為人的女性的權利和生命的尊重的加強。

文匯報：在研究中您是否發現一些個案，并不符合您認為的“文學的發展與人性的發展同步進行”這個觀點，而是：作品中體現的人性超出了您的想像，已經大大超前了？

章培恒：我覺得這里面有一個對當時社會人性的估值問題，比如說我們認為當時社會的人性只是到了要求婚姻的自由，還沒有達到因為追求婚姻自由而反對封建家長制的水平，而某一部作品已經體現出反對封建家長制了，那么說明我們原來的估值就不對了。

文匯報：當“人性的發展”成為文學史寫作的主線，您是否會覺得“政治性的抽離”會影響您對作家和作品的分析，會顯得不那么全面？

章培恒：所謂的“政治性”，實際上跟人性的發展本來就不矛盾。比如說我們現在提出“以人為本”，就是一種先進的政治觀念。如果從理論上說，實際上就是康德所說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馬克思之所以強調共產主義社會是每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階段，也就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所以凡是進步的政治性的東西，本來就是跟人性的發展相一致的，如果倒過來，某一種政治觀念跟人性的發展是相反的，那么對這一種政治觀念的順從，不但不符合文學的評價標準，也不符合正確的政治方向。

文匯報：您所說的“人性”、“自我意識”，是基于現代人的自我理解，還是應該在古代世界中重新得到定義？因為這似乎是一個西方現代性中的概念，是現代以后的產物。

章培恒：我現在的這一部文學史跟以前的文學史不同的是，我想說明中國社會自身就已經在逐步產生一種與今天所說的自我意識和人性相通的觀念，西方觀念的進來，只不過是助長了或者說加速了這種意識的發展。如果我們從中國古代的比較靠近現代的文學來看，比如龔自珍，他是“鴉片戰爭”發生以后不久去世的，所以他的觀念是在本土的基礎生長的，但是在他的文章里邊，他說“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也就是說每個人的主宰都是自己，而不是圣人。再往前面推的話，清初的廖燕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觀念，他認為“我生天地始生，我死天地亦死”，實際上也就是說世界只不過是“我”的一種外化，“天地附我以見也”。再往前我們還可以推到李卓吾，他認為每個人都是從自己出發的。所以所謂的“自我意識”等等本來就已經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逐漸產生了，只不過以前這樣的觀念經常不受重視。

很快重寫是為了對讀者負責任

文匯報：1996年3月《中國文學史》出版后，在學界和讀者中引起震動，您為什么在當年年底的時候就決定重寫？在您看來，新著與前著有哪些明顯和重要的變化？

章培恒：這么快就決定重寫，首先是因為“文學的發展與人性的發展同步”的觀點未能貫穿全書。這是在全書完稿后我就意識到的，但當時覺得這問題在短時期內難以解決，必須假以時日；好在那部書已有不少新意，就這樣出版以接受讀者的檢驗，以后再進一步修改，對文學史學科的發展也未必沒有好處。但在完稿后的審查、印刷、校對過程中，我仍在不斷思考這個問題；有一次忽然想，如果把現代文學作為古代文學發展過程的終點站(當然，這同時是另一個起點站)，再回頭考察古代文學是怎么走過來的，是否會看得清楚一點。這么一做，果然豁然開朗，不但古代文學的發展看得更為清楚，而且在這過程中的人性的發展也較為清楚地顯現出來了。所以，我覺得要把“文學的發展與人性的發展同步”這一觀點初步在全書中加以貫穿其實并不需要很長時間，但要貫徹得好當然不是短時間能夠做到的。只是在我獲得這樣的認識時書已經出版了，也就很難下決心立即重寫。正在此時，陳大康先生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其中有大致這樣意思的話：該書的《導論》雖然很有新意，可惜的是書中有許多章節都未能與之相應。這使我受到很大震動。我想，既然讀者已如此明確、深切地指出了它的缺點，而我又已有條件加以改正，如不再趕快重寫，那就是對讀者不負責任了。此外，原書對文學的藝術形式的分析太薄弱，這也是我急于重寫的原因；但如沒有陳先生的批評，我大概還會拖一段時間。

所以，在1996年版《中國文學史》出版后，有兩篇批評文章是我非常感謝的。一篇是孫明君先生的，還有一篇就是陳大康先生的。對孫先生的，我已在《中國文學史新著》原版《序》中加以感謝，對陳先生的卻從未公開道謝過。因為當時很多文章都在罵我這么快就決定重寫是為了撈錢，如果再舉出他的批評來，就把他作替罪羊了?，F在時過境遷，就借這次機會向他道謝吧。

至于說到這次的增訂本較舊著有什么變化，我想，上述的這兩個方面都有了較明顯的改進，對古代文學怎么發展到現代文學的過程及其必然性的描述也較以前清晰。

古代文學自身逐步發展，并與現代文學相通

文匯報：《中國文學史》仍遵循50年代以降的文學史著作的通例，按歷史朝代分期，而《中國文學史新著》則是依據中國文學自身的嬗變規律，將古代文學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個階段。這樣的分類我們并不陌生，比如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大致也是這樣分的，章先生為什么還是回到這樣的分類？

章培恒：我這樣做是想按文學自身發展特點來分期。因為以朝代來分存在一些困難，比如說如果以朝代來分，我們就必須把唐代作為一個時期，但是實際上從文學的發展來看，中唐以后的文學跟宋代的文學關系更密切，可以說屬于一個范疇，而從魏晉到盛唐，又屬于一個范疇，以朝代來分，文學發展問題就無法解決。再比如說，現代文學跟近世文學的分期，我現在的看法是，從二十世紀開始已經進入現代文學的階段，但以朝代來分，1901年還是清代。所以我舍棄了王朝分期法。至于以古代、中世、近代來劃分，本是西方人的分法，后來日本學者作了一些改動，也用起來了。雖然這先是用于歷史分期的，但在用于文學史分期時，如能以文學發展的狀態為依據，而不是以社會發展的一般狀況為依據，那么，這在今天尚不失為一種較能反映文學發展特點的分期法。此外，雖然都是采用這樣的分期法，但在分期依據及具體分法(例如關于中世文學的起迄)上，我與鄭振鐸先生等都有所不同。

文匯報：中國現當代文學都有一個從西方借鑒的過程，受到了很多國外作家作品的影響，所以研究現當代文學的人要了解世界文學。有人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自己的文學，為什么您說研究古代文學也要了解世界文學呢？

章培恒：把古代文學看成是自身比較封閉的一個體系，實在是不符合文學本身的狀況。中國古代文學自身就在逐步發展，并最終導致現代文學的出現。如果我們不能完整、準確地說明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就不能顯示出它與現代文學之間的內在聯系(而且這個聯系并不是從“鴉片戰爭”以后才開始的)，倒過來說，我們如不能顯示出它與現代文學的內在聯系，也就不能算是已經闡明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過程。所以我們要真正說明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就必須注意現代文學的特點。注意現代文學的特點，我們也就必須注意到西方的文學，因為我們的現代文學確實與西方文學存在著聯系。這是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如果我們要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特點，我們也必須了解外國文學的特點，任何東西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的，也是有了比較才能夠認識到我們自身的特點。

文匯報：在平常的接觸中，我發現研究現當代文學的學者更關注西方文論，而不怎么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我閱讀他們的文章，發現很喜歡用西方的觀點和方法來闡釋中國作家的作品，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章培恒：我覺得中國的現當代文學的確與西方文學存在著不少相通的地方。由于這樣的情況，了解西方的研究方法，或者借鑒西方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當然是必要的?，F在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專家，實際上也已經考慮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聯系，他們已經注意到，不了解二者的聯系，也就說不明白現代文學的特點?，F在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專家中，不管年齡大的還是較輕的，實際上都有人在研究古代文學。從年齡大的來說，有范伯群先生等，年齡較輕的有陳思和先生、陳平原先生等。陳平原先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就是從現代小說同古代小說敘事模式的比較來研究的。

文學將變得更加個人化更加多樣化

文匯報：您的理想是要打通古今界限，繼續撰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以建構一部自成體系而名至實歸的《中國文學通史》?！?0世紀中國文學史》您打算怎么寫？有什么大體的計劃？

章培恒：我想大概還是先從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的聯系與發展著手，也就是從魯迅先生提出的“文學革命”所要求的人性的解放，與近世文學原來所已經存在的這樣一個要求的聯系著手，說明近世文學已經有了人性解放的要求，但是經過“五四”以后這個要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全面的東西。在這個前提下，再來研究現代文學在形式上有了怎樣相應的變化，然后再講現代文學自身發展的過程。這個自身的發展過程，我想必須弄清楚現代文學本身的幾個曲折。

文匯報：您覺得二十世紀以來，或者說現當代的中國文學，能夠有代表水準或者為后世推崇的是哪一種文學樣式？是新詩？小說？散文？影視作品？還是別的什么？您對中國文學今后的發展有什么預測？

章培恒：我覺得各有各的特點，很難說哪一種樣式能夠代表現代文學。但是我覺得各個文學樣式的發展同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是有關系的，比如說在現代文學里邊，小說和散文從發展來說是最占到便宜的，因為中國古代的小說和散文都已經逐漸開始出現了變革，而且這個變革都相當的成功，但是詩歌沒有經過這樣的變革，所以新詩能繼承的遺產最少，它的發展比起小說與散文來要困難得多。

現在的文學的發展，恐怕是一種正常的發展，今后會這樣延續下去。具體來說，也許會變得更個人化，變得更多樣化。

關注年輕一代作家與作品

文匯報：您說過，您最早的志向是搞創作，在后來的學術生涯中，您是否有過重新開始創作的沖動？

章培恒：那沒有，我本來就已經了解到自己不是一個能夠搞創作的人。(大笑)

文匯報：恢復高考以后，在77、78、79等好幾屆大學生中，走出了很多作家，現在高校中文系似乎更注重培養研究型人才了。您如何看待創作與研究的關系？

章培恒：本來在大學里面搞研究和創作都可以，但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邊，具體地說，在50年代開始，大學生都是直接從高中畢業出來的，他們對社會了解不多，而當時在創作上又強調現實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要搞創作本身就存在著困難。77、78、79這幾屆大學生都有著豐富的生活經歷，他們搞創作當然完全有條件。至于現在的大學生搞創作，難度比那幾屆大學生要大，因為他們的生活體驗比較少。但是如果我們把創作的范圍擴大一點的話，不但大學生可以搞創作，中學生也可以。比如韓寒的作品也有它的特點，盡管有些人對韓寒很看不慣，但韓寒恐怕也的確代表了創作的一個流派，而且在我看來至少有比較多的值得肯定的成分在里邊。

從現在大學里邊教師的條件來看，恐怕只能培養研究人才。你要我指導創作，我根本就無法指導。(大笑)但是如果有少數教師，他自己能夠創作，他自己也愿意指導學生創作，那么當然也是可以的；學生自己有創作的要求，有創作的天分，即使老師不能指導，他也可以寫出比較好的作品來。

文匯報：您剛才提到韓寒，像年輕一代作家的作品您也在看嗎？

章培恒：我覺得他們很能夠寫出他們這一代人的追求和苦悶。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們是相當真誠的，有人也確有個性與才氣，因而也具有相當感動人的力量。

即使文學邊緣化也可以理解，也不值得憂慮

文匯報：不斷有調查顯示，文學在邊緣化、讀者的閱讀率在下降、年輕一代的閱讀在膚淺化，您覺得這個問題存在嗎？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章培恒：這個情況我不了解，因為我現在跟外界的接觸越來越少。但是我想如果存在這樣一種情況的話，那也可以理解，也不值得憂慮。從歷史上來看，比如說在清代的時候，詩文是正統的，能夠寫詩、寫唐宋八大家文章的人社會地位比較高，寫通俗小說的那些人社會地位是比較低的。所以吳敬梓的一個很好的朋友很為吳敬梓可惜，覺得這樣一個有才能的人卻只能以創作通俗小說被大家所知道，太可惜了?？梢娫谇宕徒洑v過一個正宗的文學被邊緣化，而被大家所看不起的東西逐漸上升的過程。這就那時來說，恐怕也是“閱讀在膚淺化”。至于今天，如果確實傳統的小說大家看得比較少了，而動漫那些東西大家看得比較多了，那也就相當于清代讀詩文的人少了，讀《紅樓夢》的人多了。(大笑)

在求學和學術生涯中，三位老師影響最大

文匯報：在您的求學以及學術生涯中，哪些老師對您影響最大？您覺得作為文學史的研究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章培恒：我想是三個老師：第一位是賈植芳先生，第二位是朱東潤先生，第三位是蔣天樞先生。我在這里說的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不是說對我的影響的大小，而是從我跟他們接觸的時間先后來說。我原來對現代文學最感興趣，所以開始熱衷于聽賈植芳先生的課，也從他那兒學到了很多關于現代文學和文學理論的知識。后來對古代文學也很感興趣了，最早是受朱東潤先生的影響(因為這種興趣本是由朱先生激發出來的)。朱東潤先生對我最大的啟發是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權威，不盲從，同時要“大膽懷疑，小心求證”。蔣天樞先生教我怎么打基礎，就是學文學不能光學文學，應該對文學周圍的一些學科也好好地下功夫。當時復旦大學對青年教師是指定一個指導教師的，蔣先生是我的指導教師，他要求我在開始的幾年，根本不要讀文學，而讀語言文字和歷史。要研究古代文學，我覺得蔣先生的指導方法跟朱先生的指導方法是必須密切配合起來的。而對我來說，賈先生的教導同樣十分重要。我之所以想從事中國文學的貫通研究，就因為在很年輕的時候便受到賈先生的熏陶。 (吳谷平繆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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