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姓“金”——黃霖先生“金學”研究訪談錄

發布時間： 2013-10-11

《金瓶梅》是姓“金”——黃霖先生“金學”研究訪談錄

2005-12-23 作者：黃霖;李桂奎

    ■黃霖李桂奎

    李桂奎（下簡稱“李”）：九月中旬在河南大學舉辦的第五屆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上，您被推選為中國《金瓶梅》研究會（籌）會長；近日，我拜讀了您在中華書局新出版的《黃霖說〈金瓶梅〉》，受益匪淺。這部著作在各大書店正暢銷，并在搜狐、新浪等網站獲得很高的點擊率，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您是怎樣在學術界，特別是在“金學”界“起家”的呢？

    黃霖（下簡稱“黃”）：說來話長，我從小就是一個“小說迷”。大約九、十歲時，一位要好的同學家里藏有不少小說書，就鼓動他“偷”出來看。第一次偷出的書是一本描寫郭子儀平反封王的小說，一下子把我給吸引住了。接著，我又似懂非懂地讀了《說唐》、《征東》、《征西》、《羅通掃北》等不少有關唐代的英雄傳奇小說，一時間我竟在小朋友間成了一個“唐史專家”，經常大講特講程咬金、秦叔寶、尉遲恭、薛仁貴等人物的故事，從此，我感染上了迷戀中國古代小說的癖性?，F在看來，幸運的是，父親對我的讀書很寬容，使得我在家中比較自由地讀了很多古今雜七雜八的書。不過，這種放任自流的讀書生活并沒持續多久。十一歲那年，我進了嘉定縣城初中寄宿在學校，讀小說的自由受到了嚴重的限制。當時，老師將所有的舊小說，包括《三國》、《水滸》之類統統稱之為“黃色小說”。為此，我采取了兩個辦法：一是裝病不上課，躲在宿舍里看；二是熄燈后蒙在被子里，打著手電筒看。盡管后來被老師發現，革掉了我的“大隊長”的職，但是，我還是偷看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書。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后，我不僅可以名正言順地讀小說了，而且還懂得了“研究”這一項?？上?，“文革”使我晃蕩了十年。直到1978年回到復旦，受命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理論，這時，一個“怪杰”金圣嘆，一部“奇書”《金瓶梅》，時時梗在我的心中，總想為長期以來評價不公的這“二金”說點公道話。也許，從那時開始，我的古代小說研究才算真正拉開了帷幕。

    李：那么，后面的“好戲”是如何唱響的呢？

    黃：說不上“唱響”，但唱起來真有點偶然性?！拔母铩眲偨Y束，人們還談“金”色變。1979年的一天晚上，我在床上隨便翻翻那時新出的很有氣派的大型雜志《社會科學戰線》，看到了朱星先生的《〈金瓶梅〉的版本問題》一文。這是“文革”后的第一篇研究《金瓶梅》的文章。我非常興奮地一口氣讀完了它，非常佩服朱先生的學術勇氣，但對他試圖抹去《金瓶梅》“穢語”來肯定這部小說的做法有點異議。第二天就寫下了《〈金瓶梅〉原本無穢語說質疑》，向“金學”的大門莽撞地邁出了第一步。我寫這篇文章雖然意在證明《金瓶梅》原本有“穢語”，但并不是想以此來否定這部奇書，而是為了保證以后的研究能走上正常的道路，強調不應當以有無“穢語”來衡量一部作品的價值。我當時的態度是：“《金瓶梅》的淫詞穢語不應當成為我們對它進行適當研究的障礙，也不應當因此而全盤否定《金瓶梅》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边@幾句長期郁積在我心中想說的話，在這種情勢下，得以傾吐而出。

    隨后，我關于《金瓶梅》的研究一發而不可收，不過，真正引起學術界熱鬧了一陣的是我后來提出的關于《金瓶梅》作者的“屠隆說”。在1983年第3期的《復旦學報》上，我發表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其后又發表了一些相關的論文。盡管我的觀點曾經遭到過徐朔方等專家的質疑，但也得到了魏子云等一些學者的贊捧，還有一些學者寫專著來發揮我的觀點。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李：說起《金瓶梅》作者考證的問題，恐怕是中國古代作家考證中最熱門的一個課題吧！有人把它比作是“哥德巴哈猜想”；有人認為這本身就是一個“可疑”的課題，不值得去研究，過去的考證都無意義；但也有一些新說不斷地出現，除了前幾年的各種說法外，最近還有徐渭說、王寀說、蕭鳴鳳說等等新說法，不知您對《金瓶梅》作者研究有什么看法？您還堅持您的“屠隆說”嗎？

    黃：對于《金瓶梅》作者的考索，盡管目前大家都缺少“臨門一腳”，拿不出硬證來坐實，但多數人的研究還是嚴肅的，有意義的。我從未說“屠隆說”沒有問題了，但我覺得我考證《金瓶梅》作者的意義主要不在于立即確定《金瓶梅》的作者是否就是屠隆，而在于圍繞著這一作者問題的考索而提出的一些材料和論證引發和推動了《金瓶梅》成書年代和作者用語、習俗等大討論，這還是有意義的。具體一點的，比如我拈出的《開卷一笑》，就被“王稚登說”、“徐渭說”研究者所運用，這就起了作用。最近我讀到素昧平生的盛鴻郎先生寄來的《蕭鳴鳳與〈金瓶梅〉》一書，十分感動。這位工科出身的紹興水利局長、退休后疾病纏身，還辛苦十年，寫出了一部近四十萬字的專著來探求《金瓶梅》的作者。盡管他的結論與論證，還不能使我信服，但他那種“僅僅是為求解400多年來歷史之謎的一種探索，別無他求”的精神是令人欽佩的。他的研究至少對深入研究徐渭也是有用的。所以，看問題不能簡單化，《金瓶梅》作者的研究與《三國》、《水滸》、《西游》的作者研究一樣，都未能坐實，但這些研究并不都是無用功，更不全是胡說，在總體上還是推動了《金瓶梅》研究（不僅僅局限在作者問題上）的不斷深入。

    李：您治學不但注重挖掘新材料作考據，同時也注意用新觀點來闡釋，“屠隆說”的提出，讓我們看到了您注意挖掘新材料。此外，您在理論分析方面有些什么創新呢？

    黃：我從1984年后，開始從“外學”轉向“內學”，比如，我寫過《我國暴露文學的杰構——〈金瓶梅〉》一文，開門見山地說：“在我國文學史上，《金瓶梅詞話》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曰：暴露?！北M管有人說我提出的觀點有些“偏狹”，但我覺得這總比那些籠統地稱《金瓶梅》為“現實主義小說”、“世情小說”有的放矢。附帶提及的是，我認為，中國文學中的“暴露”主題頗成氣候，《金瓶梅》是一個標志，后來的“譴責小說”達到一個新高度。我一直想寫一部《中國暴露文學史》，可惜由于種種原因至今沒能付諸實施。后來我還嘗試運用“人學”觀點來分析這部“人情小說”，又用女性批評、主體意識覺醒等視角來分析小說中的一些女性形象，在海內外也得到了一些知音。

    李：您對《金瓶梅》的研究不斷地切換角度，既沒有人云亦云，也沒有重復自己。據我所知，您在《金瓶梅》的研究成果形式上也是不拘一格的,可不可以作一粗略的介紹？

    黃：當然可以。當時我在涉足“金學”園地的時候，實際上很多觀點和做法都并不是預定好了的，而往往根據研究的進程和需要，相機而動，隨緣而成。就寫作態度來說，有的是因自己偶然的發現而一氣呵成，有的是長期積累，水到渠成；有的論文一天就寫定，有的論文幾年才完成。這樣，使我的成果五花八門。其中，《金瓶梅資料匯編》是我在全面收集有關小說理論資料時的“副產品”；與此同時，我還和王國安先生合作編譯了《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也出過自己的論文集《金瓶梅考論》，寫過通俗讀物，也就是現在《黃霖說〈金瓶梅〉》的前身《金瓶梅漫話》；為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漁全集》而校點過崇禎本《金瓶梅》，為香港梅節先生出版的夢梅館《金瓶梅詞話重校本》作過注釋，還主編了《金瓶梅大辭典》。所以說，論、校、注、輯、譯，及編辭典，各種味道都嘗過。其中三本書得了不同性質的獎。在《金瓶梅》研究著作之外，我還得過幾種國家及省部級的獎，但我特別看重的還是《金瓶梅漫話》得的獎，因為它是第一次由全國讀者投票產生的“金鑰匙獎”，是老百姓的獎。

    李：我想問一個稍微“尖刻”一點的問題，您在《黃霖說〈金瓶梅〉》的自我介紹中，非常風趣地說：“盡管姓黃，卻未曾戴著黃色眼鏡來讀《金瓶梅》?！痹谟械娜丝磥?，《金瓶梅》是一部“黃”書，而您卻始終把它當作一本“金”書來珍視，并投入大量精力當作一門正經的學問來研讀。那么，能不能說您是靠研究這么一部“黃”書而在學術界走“紅”的？

    黃：你也來跟我搞色彩文字游戲了。憑實說來，《金瓶梅》的研究在我的學術歷程中的確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常說，研究《金瓶梅》是我業余的業余。我的本行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因搞批評史而搞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批評；因搞小說理論批評而搞古代小說；因搞古代小說而搞《金瓶梅》。我從第一天為《金瓶梅》說話起，就從來沒有著意于“獵艷”，意不在宣淫，也不想媚俗，也就是說從未戴著黃色眼鏡來看這部奇書。記得有一次我在日本東京大學訪學時，北京大學的一位朋友給在場的日本學生介紹時，戲說我“搞最正經的學問，又搞最不正經的學問”。后一句話就是因我研究《金瓶梅》開玩笑吧。時至今日，不是仍然有些人將《金瓶梅》研究視為“黃學”嗎？我時常想：長期被人們看作“不正經”的《金瓶梅》何時能在人們心目中真正名副其實地姓起“金”來。我姓“黃”，真心希望這是一場“黃金搭檔”，只有這樣，搞出的成果才有可能是“金玉良言”。說到我在學術界，談不上什么“走紅”，沒有什么大的成績。假如有一點的話，恐怕主要也不在《金瓶梅》研究方面。我也從來沒有想靠《金瓶梅》來“走紅”。我只想認認真真、堂堂正正地搞我自己想搞的學問，不管是“金學”還是其它。

    李：這使我想問另一個問題：《金瓶梅》一書由于充斥著大量赤裸裸的性描寫，因而自問世以來就引起了許多爭議，那么，作為一般讀者，究竟應該如何面對這部作品呢？

    黃：《金瓶梅》之所以成為一部名氣很大的禁書，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它對男女性行為有赤裸而放肆的大量描寫。今天，人們要出版、閱讀、研究它時，誰也不能回避這個問題。讀《金瓶梅》自然要正確對待里面的性描寫，小說中有一部分性描寫是為了迎合當時市民趣味所加的調料，無關宏旨，庸俗下流，但絕大部分性描寫是小說藝術表現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對開展情節、刻劃人物、深化暴露現實的主題大有關系，因而這些“穢筆”不宜簡單地剝離掉。但這對于一般青少年來說，還是不適宜的，所以，對不同的讀者當不同對待。作為成年的讀者來說，閱讀時也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記著“東吳弄珠客”序言中的一句話：“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更何況，《金瓶梅》是一個多彩的世界，除了情色一端，還有其他更多值得思考的豐富內容……

    李：您是不是想說，我們研究《金瓶梅》，應當更多地關注其獨特的歷史學、社會學或經濟學價值？

    黃：不錯，《金瓶梅》完整地保存了明末政治、經濟、文化的本來面貌。西門慶通過不法手段在短時期內聚斂巨大財富的過程，也是當時黑暗現實的真實寫照，在反映封建社會黑暗腐朽的廣度和深度上，中國文學史上鮮有作品能和它相比。以這部名著為標志，中國小說脫離了帝王將相、英雄豪杰、鬼怪神明的范圍，讓我們警醒和思索更為逼真的現實。還在《金瓶梅》流行之初，人們就從這部“穢書”中嗅出了它的政治諷諭性。毛澤東同志曾多次推薦人們讀這部書，說：“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蔽耶斈晏岢觥督鹌棵贰匪枷胫髦际恰氨┞丁?，也與此精神是相通的。

    李：《金瓶梅》最亮麗的一道風景是“妻妾成群”，她們在家庭中明爭暗斗，以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為代表的女性顯出了各自的個性。您能否評析一下這些女性，并談談《金瓶梅》的“女性觀”？

    黃：在我看來，這些女性的命運基本上都是悲劇。清代有位叫張潮的評論家曾說過：“《水滸傳》是一部怒書，《西游記》是一部悟書，《金瓶梅》是一部哀書?！闭f《金瓶梅》是一部“哀書”，“哀”在何處？主要就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一群生活在夫權社會里的女性的命運都是悲劇。小說中的潘金蓮認識到了自我的價值，追求個人欲望的滿足，但正是因為她未能把持好萌發的主體意識而導致了悲??；而李瓶兒、春梅缺乏自主意識，不是被封建道德壓垮，就是被自然本能吞噬。相對而言，孟玉樓算是一個較好地處理了天理與人欲矛盾的“真正美人”，當然，她最后得到美好的結局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天理與人欲、個人與社會、人類與自然的矛盾是人類社會存在的三大矛盾，過分追求個人欲望的滿足，必會違背天理與社會，導致人的悲劇命運；社會過分壓制人性也必會引起反抗與斗爭。作者的女性觀充滿著矛盾，一面用“存天理”來批判這些女性的“惡”，一面又流露了“從人欲”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同情她們各自的遭遇。

    李：對最新出版的《黃霖說〈金瓶梅〉》一書，大家想知道，您究竟是怎樣“說”的呢？

    黃：題目是出版社安排的。我想“說”得讓更多的人理解《金瓶梅》，也讓更多的人理解我對《金瓶梅》的看法。信息盡量多一些，文章盡量短一點，明白、生動、有趣些，有時還發一些感慨，下一點斷語，如此而已。

    李：在眾人的努力下，“金學”已經成為一門“顯學”。您對《金瓶梅》研究的現狀及《金瓶梅》研究的當代意義有何看法？

    黃：“文革”結束以來，“金學”研究一直比較熱，成績可觀，這是當前社會科學繁榮的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標志。但是，高質量的成果還較少，有的研究者不肯下工夫，只是拼湊人家的成果；也有的好鉆牛角尖，提出一些怪異的論點，追求轟動效應，來迎合一部分人的獵奇心理，這都是不足取的。關于《金瓶梅》研究的當代意義，記得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鄭振鐸先生就在《談金瓶梅詞話》一文中說過：“《金瓶梅》的社會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們是至今還活躍于人間的?！编嵳耔I先生得出的結論，今天看來也不能說完全過時，人們還不時看到西門慶式的奸商、貪官、惡霸，看到權錢交易、錢色交易等丑惡現象。讀《金瓶梅》，就可以讓人們歷史地、全面地認識封建社會以及當今社會中的一些丑惡現象，可以讓人作為一個人，去認真思考在人欲與天理、個人與社會、人類與自然的矛盾中，該如何擺正自己的位置，跳出四貪欲的圈子，去關愛自己的生命，去努力建設新型的和諧的家庭、和諧的社會。另外，在藝術表現上，也還是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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