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先生（1896－1988），原名世溱，后以字行，江蘇泰興人。朱東潤先生不僅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國現代傳記文學的拓荒者。朱東潤先生自幼失怙，1907年受族人資助，考入南洋公學附小讀書。因成績優異、刻苦勤奮，1910年得上海南洋公學監督唐文治資助升入中學。此后卻因家境貧困、資助中斷而輟學。時值辛亥革命，朱東潤先生的三哥因參加反對清王朝的武裝起義而被清軍殺害。三哥的就義，對朱東潤先生觸動很大，終其一生，他都抱愛國愛民、反對專制、追求民主之旨不移。1913年秋，朱東潤先生入留英儉學會，赴英留學，次年進入倫敦西南學院讀書，課余從事翻譯，以濟學費。1916年初，朱東潤先生放棄學業，毅然回國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稱帝的斗爭。1917年秋朱東潤先生應聘至廣西省立第二中學任教，開始了他長達七十余年的教學生涯。1919年朱東潤先生回到江南，任南通師范學校教師。1929年他出任武漢大學特約講師，受聞一多先生委托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后晉升為副教授、教授?？箲鸨l后，他忍痛拋妻別子，憤然離開淪陷的家園，繞道東南亞，遠赴大西南，為維護民族生存而斗爭。1942年8月任重慶中央大學教授，1947年夏，至無錫國學?？迫谓?，后又任江南大學教授。1951年春任齊魯大學教授，同年秋，改任滬江大學教授。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時，朱東潤先生調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起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解放后，朱東潤先生以空前的熱情投身于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文化大革命”中，他歷經非人磨難，愛妻鄒蓮舫夫人也因受牽連而不堪凌辱含冤而亡，但朱東潤先生卻以一身傲骨面對邪惡勢力的威壓，始終不肯屈服。體現了剛直守正，以德立身，以天下為己任的節操，體現了他追求真理、注重科學的精神。 1981年朱東潤先生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聘為博士研究生導師。他還歷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上海古典文學學會名譽會長，國際筆會上海中心理事，《中華文史論叢》主編等職。朱東潤先生于1988年逝世，享年92歲。

朱東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最早的文學批評史專著之一，是該學科開創時期頗具影響的奠基之作。他先后創作近10部傳記，推動我國傳記文學的發展，是我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開創者之一。 一、從《講義》到《大綱》 朱東潤先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20世紀一部重要的學術經典。關于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以下簡稱“大綱”）的出版，朱先生在1944年開明書店版前面的《自序》里介紹說： 1931年，我在國立武漢大學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次年夏間，寫成《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初稿。1932年秋間，重加以訂補，1933年完成第二稿。1936年再行刪正，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第三稿。1937年的秋天開始排印。第三稿只印成一半，抗戰爆發，武漢大學西遷，第三稿的下半部丟失了。最后承葉圣陶先生的資助，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由開明書店出版，就是這部《大綱》。長期以來，人們沒有見到《大綱》的初稿和第二稿，對朱先生如何“訂補”、“刪正”，也就不得而知了。筆者在上海圖書館看到朱東潤先生題贈“東啟兄”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以下簡稱“講義”），為國立武漢大學排印本。這部《講義》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二稿。在《目錄》下由一段題記，說：二十年度授中國文學批評史，編次講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次年續編至清末止。略舉諸家，率以時次，或有派別相屬、論題獨殊者，亦間加排比，不盡亦時代限也。凡七十五篇。這段題記所言，與上面的《自序》正相符合。從中可以看出，最初編撰的講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這就是《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的初稿，第二年又繼續編撰至清末為止，這就是第二稿。上圖藏的這部《講義》第二稿，雖然沒有出版時間，但是據《自序》所言，應該是1933年出版的。據《大綱》的自序所言，《大綱》是“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和”而成的。那么現在我們有了這部第二稿的鉛印本，把兩者相對照，就可以發現，《大綱》哪些部分是第三稿，哪些部分是第二稿了。第三稿是對第二稿“再行刪正”而成的，那么我們通過對照，就會弄清楚朱先生是如何對第二稿進行修改刪正了。從1932年到1936年，是中國受到外來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期，是思想文化界劇烈變動的時期，朱東潤先生的思想有沒有什么變化呢？通過對《講義》與《大綱》的比較，我們或許可以發現什么。抱著這種想法，我花一些工夫把《講義》和《大綱》進行對照比較，梳理朱東潤先生在1932年至1936年間關于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一些思想演變?！洞缶V》為七十六節，《講義》為七十五節，從第四十二節《高棅》開始一直到清末，《大綱》的內容與《講義》完全一致。顯然，《大綱》是由第三稿從《緒論》至宋元部分“并合”第二稿的明清部分而組成的。那么現在我們把《大綱》第三稿從《緒論》至宋元部分與《講義》的相同部分加以對照比較，就可以看出1936年朱先生“再行刪正”的具體情況了。第一、《講義》常引述西人理論，作中西比較?！洞缶V》予以刪除，并強調民族精神。引介西洋理論并據此闡釋中國文學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普遍盛行的學術風氣。陳中凡先生1927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就大量引用西洋文學批評理論，并常據此立論評判中國文學理論。郭紹虞先生的文章《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就是依據美國學者莫爾頓的文學理論來解釋中國文體的演變。朱東潤先生寫于三十年代初的《講義》，亦是如此，憑借對西洋文學理論的熟稔，他有時引用國外理論，如在《講義》的“緒論”里，就有兩大段英國文學批評家高斯（edmund gosse）所謂“批評一語出自希臘語裁判之字”，“亞里多德殆為文學批評之始祖”云云，并稱其“論極持平”，同時還引證森世保列著文學批評史的例子。這些在《大綱》里都被刪去，僅保留英人高斯的一小段話?！吨v義》中還有一些據西洋理論以立論和進行中西比較的斷論，《大綱》則或予修改或徑直刪去。如：《講義·緒言》第一段論“文學批評一語，古無定名”后有一句：“大率近人分類雖視古益精，而文學批評一語之成立，翻待至與西洋文學接觸而后?！边@一句，《大綱》已刪去?！吨v義·第四漢代之文學批評》論司馬遷云：“《史記·屈原傳》論離騷，推賾索隱，無愧于后世印像派之論者?！薄洞缶V》改為“推賾索隱，直抒作者之情意于紙上?！?《講義·第四十貫云石、周德清、喬吉》有這樣一段話，參證中西，說：“法國有大戲曲家大仲馬者，一日其子以戲曲作法之秘訣叩之，大仲馬曰：‘易耳。戲劇之成功，在乎首折明白，末折簡短，而中間富于興趣耳?！溲耘c鳳頭豬肚豹尾之說，有可以互相證明者?！薄洞缶V》把這段話刪去。這幾處的修改，顯然不是隨意為之，而是有著朱先生自己的思考。我想這種修改大約出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朱先生反思“以西釋中”的學術模式，拋棄了過去那種引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理論的學術思路，而注重于掘發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二是在外患日趨嚴峻的形勢下，朱先生愛國情緒更加激切，這種愛國情緒在學術上則表現為不愿意仰洋人之鼻息。實際上朱先生的愛國情感民族情緒在《大綱》里是可以看出來的?！洞缶V·緒言》第二段，他發表“凡一民族之文學，經過一發揚光大之時代”的議論，這段文字在《講義》里是沒有的?！洞缶V·第二古孔子孟子荀子及其它諸家》首段“文學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的大段議論，《講義》中也是沒有的。這不是愛國情懷的寄寓嗎，不是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親和感的流露嗎？《講義》中沒有論及陸游的文學批評，《大綱》則給予相當的篇幅作補充，或許也不無深意吧?！洞缶V》從《緒論》至宋元部分與《講義》的相同部分，在內容上也有一些變化：《講義》中有“第三十八、王铚、謝汲”是論王铚《四六話》和謝汲《四六談麈》?！洞缶V》把整節刪去?！洞缶V》補充了“《詩》三百五篇及《詩序》”和“自《詩本義》至《詩集傳》”兩節，那是因為朱先生在那段時間里研究了《詩經》學，撰著過《讀詩四論》?！洞缶V》還補充了“第十九、初唐及盛唐時代之詩論”，這一節是《講義》所沒有的。在這一節里，朱先生提出唐代詩論家“大都可分兩派：一、為藝術而藝術，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圖等。二、為人生而藝術，如元結、白居易、元稹等?！辈⒗^續闡發說：大抵主張為藝術而藝術者，其論或發于唐代聲華文物最盛之時，如殷璠是；或發于戰事初定，人心向治之時，如高仲武是；或發于亂離既久，忘懷現實之時，如司空徒是。惟有在天下大亂之際，則感懷悵觸，哀弦獨奏而為人生而藝術之論起：元結丁天寶之亂，故有《篋中集序》；元白在元和間，目睹藩鎮割據，國事日非，故有論詩二書。這一論斷是《講義》所沒有的，是朱先生在1936年刪正時撰寫的。這一方面是用當時較為流行的文學理論來燭照和梳理唐代文論，另一方面從時代盛衰治亂來立論，也寄寓了朱先生對現實社會的關切。和《講義》相比，《大綱》立論更平妥、嚴謹?！吨v義》中有一段比較劉勰和鐘嶸，說：嶸總論詩義有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靈，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借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逼溲詷O泛?！段男牡颀垺っ髟姟菲疲骸叭朔A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逼溲暂^為親切。這段話批評鐘嶸其言極泛，稱贊劉勰其言較為親切，這是不夠妥當的。鐘嶸的詩學觀念要比劉勰進步。后來《大綱》中這段話改為：文心雕龍明詩篇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逼溲月陨娣h，未加深論。仲偉《詩品》總論詩義，始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靈，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借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贝藙t學有專攻，立論自異。顯然《大綱》之論要合理得多。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批評“艷歌婉孌”的淫辭，紀昀批點云：“此乃折出本旨，其意為當時宮體競尚輕艷發也。觀玉臺新詠，乃知彥和識高一代?！敝煜壬凇吨v義》中批駁紀昀，說：“文心雕龍成于齊末，紀氏自言之，不應其中議論乃為三十年后之宮體而發。紀氏號稱敏給，不意乃有此過，固知疏忽之失，不易盡免也?！倍洞缶V》則刪去這一段批駁的話，而改為正面引用紀昀評點《通變》批語。這樣修改，態度更為溫厚，也更為符合教學講義的體例?！洞缶V》對《講義》的修改，有的地方還可以看出朱東潤先生對問題研究的深化?！吨v義》論述司空圖的影響說：表圣此論，以味外之味，韻外之致為極則，其論衍為嚴羽之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衍為王士禛之神韻論，斯皆其遺胤也。也就是說司空圖、嚴羽、王士禛是一脈相承的。其實，司空圖與嚴羽、王士禛之間相異的一面更突出。到了1936年，朱先生對此問題有了新的看法，所以刪去了上面這段話?！洞缶V》中對司空圖與王士禛的異同，作出新的認識，說：今以表圣之書考之，知漁洋所云之詩境，僅為表圣所舉種種幻境之一部?！瓭O洋論詩，獨主神韻，擷取《詩品》諸語，張其宗風，一若表圣之言，與漁洋若合符契者?？贾硎ゼ?，則又不然，今錄其《詩賦贊》于次，亦可見其持論之不主一格矣?！洞缶V》中更強調王士禛與司空圖相異的一面，認為王士禛的“神韻”說只算得上是《詩品》諸種幻境之一種，而司空圖本書的詩學觀念是“不主一格”的，非神韻所能限。這個見解是更為確切的。司空圖也欣賞“濤怒霆蹴，掀鰲倒鯨”的雄奇詩風，稱贊韓愈歌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抉于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都非王士禛“神韻”說所能牢籠的?！吨v義》中一些文獻考辨的論斷，《大綱》也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懷疑《詩式》的作者并非皎然，《講義》據此進一步推測說：今按原書“文章宗旨”條，稱康樂公作詩，得空王之助，其它稱“康樂公”者凡三。又書中稱人，或分舉名字，或沿襲俗稱，獨與康樂標致獨異，疑其確出謝氏子孫所為?！犊偰俊贩Q其摭拾輯補，語近平允。但是，皎然，俗姓謝，名晝?！吨v義》的這段推測就顯得無謂了，并不能否定皎然的著作權。所以《大綱》中干脆把這段文字全部刪掉?！吨v義》中其它地方的一些苛責古人的文字，《大綱》一般也都予以刪除。在引用文獻上，《大綱》的變化不多，但是有一處還是值得提出來。沈約的“八病”說，在后代影響很大，但是沈約原書已無可考證，后代記錄沉約“八病”說的有日人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梅堯臣的《續金針詩格》。朱先生在撰寫《講義》時，尚沒有見到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所以只提了后兩種文獻，并說：“梅書出于依托，然所述較為詳盡，附錄于此，以資印證?！薄吨v義》所引的“八病”說，全源于梅堯臣的《續金針詩格》。在朱先生修改《講義》的1936年之前，儲皖峰專取《文鏡秘府論》中論病稱《文二十八種病》已經校印問世。所以朱先生有機會見到《文鏡秘府論》中備述沉約“八病”說，于是在《大綱》中，他論沈約“八病”時，依據的文獻是《文鏡秘府論》，而不是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梅堯臣的《續金針詩格》。選擇的文獻更為可靠。這雖為小事，但是正顯示出一個學者的嚴謹不茍的學術態度。朱先生還引申說：蓋自梁陳迄唐，推演益密，其說益完，而唐時日僧來吾國求學者，遂得而存之，亦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通過上圖藏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我們可以發現通行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之前半部分，朱東潤先生花費了怎樣的心思去刪改修潤，可以體會他在修改中流露出來的思想情懷和學術探索?？上У氖?，朱東潤最后修改稿的下半部分在戰亂中遺失了。朱先生花費的心思，我們只能了解一半。他在《大綱》1944年版《自序》里感嘆說：“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全部付印，因此又遷延了若干時日。事實終于顯然了，我的大部的書稿和手寫的稿件都沒有收回的希望?！苯裉?，我們比較《講義》與《大綱》之上半部分，發現朱先生修改之深意和精思，就更感慨第三稿下半部遺落之可惜了。這是日人戰火帶給中國學術的又一樁憾事。 二、“傳記式”寫法和“批評的氣息” 朱東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詳近略遠，從先秦文論一直寫到晚清陳廷焯，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全史，內容包括詩、文、小說和戲曲批評理論，涵蓋各種文學樣式，而且寫完全書在郭紹虞先生之前，所以章培恒先生評論說：“《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實是我國最早提供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較完整架構、對我國的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作出富有新意的探討和概括的著作?！?span lang="EN-US">[1] 朱東潤先生的《大綱》以及其它單篇論文在撰述體例上的一個特征是“以人為綱”，“以人立章節，而不對時代或宗派加以特別的標示，以見出重要批評家卓立于時代和指導潮流的作用”（《序言》）。這是他的一項編寫原則。這種編寫體例，可能是借鑒了傳記文學的著述體例。我們知道，朱先生是傳記文學專家，早年對國外傳記文學做過研究。在此姑且稱之為“傳記式”寫法。按照朱先生在《序言》所說，這樣的體例，可以把一個批評家的理論全貌完整地呈現出來，也可以凸現各個批評家在理論上的超越時代、指導潮流的作用。聯系他的單篇論文來看，這種“傳記式”寫法，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聯系批評家的生活經歷和時代背景來闡述其理論主張。正如《詩人吳均》所說：“我們要徹底了解詩人的著作，有時非深切地知道他的身世不可，所以需要年譜，及同類的作品?！?span lang="EN-US">[2]朱先生在研究批評家時也注意聯系他的身世和時代背景，如在《滄浪詩話探故》里，搜羅零碎的資料，考述嚴羽的生平和交游，從而在整個宋末的詩學活動中，闡述嚴羽論詩的主旨?！睹穲虺荚姷奶攸c》一文，聯系家庭教育、北宋初期政治黨爭以及梅堯臣的貶謫經歷等背景來論述梅堯臣詩歌內容風格及其轉變?！饵S庭堅的政治態度及其論詩主張》和《陸游的創作道路》等文章都體現了這個特點。二是在廣闊的批評史的背景中分析批評家理論主張的前后聯系和獨特性。雖然朱先生注意力著眼于一個個批評家個案，但是，在具體論述時，實際上是有一部批評史整體在后面支撐著他的論斷。他注意追溯個體批評家理論的淵源，從理論史中考察批評家的理論貢獻和局限?！稖胬嗽娫拝⒆C》[3]一文，詳細比較嚴羽論詩與唐宋詩歌理論之間的淵源關系，得出結論說：“滄浪之說，或得之于前賢，或得之于時士，在滄浪固未必據為己有，在后人尤不必推為獨創?！辈ｉT分析嚴羽論詩沿襲江西詩論之處?！妒龇交卦娫u》[4]在梳理江西詩派流變的基礎上分析方回詩論的得失。朱先生闡述錢謙益的文學批評，首先探討錢謙益的師友學問淵源[5]；綜論王士禛、袁枚的詩論，也都是“先探其源流所自”，考察神韻說、性靈說在六朝、唐、宋、元、明詩論中的淵源流變過程，并進而評述王士禛、袁枚的理論獨特性[6]。三是聯系批評家的創作來闡明其理論主張。朱先生說：“對于理論家的檢查，最好從他的作品考慮。作品和理論不一定都符合，但是正因為不盡符合，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真面目?！彼摹稖胬嗽娫捥焦省?，專門有一節“從嚴羽的作品檢查他的詩論”，從作品可以檢查出嚴羽所謂盛唐，只是“假盛唐”?！睹穲虺甲髟姷闹鲝垺芬晃?，也把梅堯臣的詩論和詩作相互對照，看到“他的作品，是能體現他的主張的”。司空圖的詩論，《詩品》所構的“幻境”，“為國家顛危無可奈何之余境”，而其詩作則抒寫“哀時之感”，“不肯竟入幻境”，這是太阿倒持，大亂已成的時代使然[7]。朱先生的批評家研究，把批評家放在整個批評史中加以評述，把批評家個人與整個時代相聯系加以考察，也把批評家的創作實踐和理論主張聯系起來，考察其間的復雜關系?？傊?，他試圖把批評家作為一位傳主，來給予全面綜合的展示。這正是“傳記”式編寫方式的特點。研究歷史，自然避免不了“史觀”的問題。郭紹虞先生想“極力避免主觀的成分，減少武斷的論調，重在說明而不重在批評”。羅根澤先生早年編著《中國文學批評史》時也力圖“搜覽務全，銓敘務公，祛陰陽褊私之見，存歷史事實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貽誤來者”（《自序》）。這種力求中正客觀的嚴肅態度，對于史家來說，自然是重要的。但是，任何歷史研究，都難以做到真正的客觀而不夾帶有史家的主觀，研究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更是如此。朱東潤先生研究批評史的態度，與郭、羅二先生有著明顯的不同。朱先生明確地說：但是我愿意聲名，一切史的敘述里，縱使我們盡力排除主觀的判斷，事實上還是不能排除凈盡?！覀兊哪繕?，不妨完全是史實的敘述，然而事實上不能辦到，這是一點。還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觀的問題。作史的人總有他自己的立場。他的立場所看到的，永遠是事態的片面，而不是事態的全面。固然，我們也說要從許多不同的角度，觀察事態，但是一個事態的許多片面的總和，仍舊不是事態的全面。這是又一點。還有，歷史的記載當然是史，文學批評史也是史，但是和歷史的史究竟還有些許的不同。在以往的許多著作里，什么是文學批評，什么不是文學批評呢？在取材的時候，不能不有一個擇別，擇別便是判斷，便不完全是史實的敘述。在敘述幾個批評家的時候，不能不指出流變，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較，這也是判斷，更不是史實的敘述。文學批評史的本質，不免帶著一些批評的氣息。這是第三點。[8] 朱先生說文學批評史的本質，不免帶著一些批評的氣息，也就是說，在批評史的選擇、敘述、評判中，自然要蘊涵著研究者的歷史觀念和文學觀念。那么朱先生研究中“批評的氣息”是怎樣的呢？閱讀朱先生文史研究的成果，不論是新中國成立前的，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他的政治性視角和人民性立場。大體上來說，新中國成立前的研究更注重于時代戰亂、政治黑暗、民族矛盾等問題。新中國成立后的研究更注重于人民性立場。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和《司空圖詩論綜述》[9]里，他辨別為藝術的藝術和為人生的藝術，而面對20世紀30年代內憂外患交侵的國勢，朱先生顯然更著意于為人生的藝術。所謂“為人生的藝術”，與傳統文論中關注現實民生的諷諫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霸?、白之時，天下已亂，然發而為新樂府，譏刺諷諫，猶幸得邀當局之垂聽，謀現狀之改進，其詩成為人生的藝術者此也”。朱先生說：《樂記》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贝_是討論吾國文學的顛撲不破之論。加以在過去的時代中，中國民族經過了無數的喪亂流離，所以，文學上不斷地看到了政治的陰影，在詩，在文，在詞，都是如此。[10] 朱東潤對司空圖的評價顯然比嚴羽要高得多，就是因為司空圖雖然在理論上造成詩國之幻境，但是其詩歌則對人生發表悲慨，表現時代“政治的陰影”；而嚴羽呢？“以其詩論之，則在盛唐詩集以外，添一可有可無之詩；以其人論之，則在南宋區宇之中，著一不痛不癢之人，亂真雖同與刻楮，加冠則等之沐猴，齊豕人言，秋墳鬼唱，固無當矣！”[11] “政治的陰影”，是朱東潤先生研究古代文學的著眼所在。朱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前有兩篇研究元代雜劇的文章，正是研究元代雜劇“政治的陰影”。元代雜劇中的“衙內”角色，沒有一個是好人，做出種種奸淫擄掠恃強霸占的行為，而且大多數都冠以漢姓，這是為什么？朱先生的《說“衙內”》[12]一文，從元代異族統治下的民族壓迫和文化專制政治來分析這個問題。指出： “‘衙內’是當時的蒙古族兵官，而‘衙內’的行為，是蒙古族兵官對于異族的迫害”，在元人雜劇里有意地歪曲史實，常常借古人的姓名，寫著當時的事實，把蒙古族兵官的危害，把當時的民族迫害搬上舞臺，并指出苦難同胞的出路。從貞祐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以后，直至天興三年（1234）金亡的時候，在這二十年中，河北一帶，包括現在河北省、及山東、山西的一部，完全成為兵荒馬亂的世界?！斑@二十幾年的活地獄，在我們的詩文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痕。我們知道中國文學是如何地富于感傷的氣息，把人生的艱辛，都寫到文學里，那么看到這樣的詩文，正是理所當然，不足為奇?？墒俏覀兿氲皆s劇的初期作家，大多生于金沒元初，還有他們大多是大都——金之中都，亦即今之北京——人，他們生在這個活地獄中，假使在他們的作品里，對當時蒙古統治者的殘殺擄掠，一些痕跡都沒有留下，那才是不可思議的奇跡！”朱先生研究雜劇的另一篇文章《元雜劇及其時代》[13]也是著力闡發元雜劇中反抗民族壓迫的政治主題。朱先生在文中議論說：從種種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奇渥溫氏一朝怎樣地統治中國。在這里不是以一姓統治萬民，而是以一個民族統治另一個民族，在勝利的時候，他們是加緊地擄掠、屠殺，直到失敗的時候，他們退出長城，度原來的游牧生活。在中國歷史里，元代可以算是黑暗時期中最黑暗的一幕。但是在這段最黑暗的時期中，全部的元人雜劇出來了，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光輝，除了李直夫系女真人外，其余全是漢人，他們的努力值得后人無窮的欽慕?！谠穗s劇里，我們所看到的，是被征服民族的血淚。有些是由痛苦而感到麻木，由麻木而產生頹廢，由頹廢而追求享樂，享樂是享樂了，可是在歡愉的眼角里仍縈著悲慘的淚顆；但是有些畢竟是痛苦，是呼號，是在無可希冀之中想望解放的方法?！谶@里所看到的止是一種特有的趣味、新鮮的生氣和一股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姿態。這正是每一種好的新文學產生以后應有的常態，而不是后代作品所能模仿的東西。還有，現代人讀元雜劇，只看到這是戲劇，而忘卻了雜劇后面的時代，忘去了這是在民族壓迫之下寫出來的東西。這些文章，就是今天讀起來，也能夠感受到朱先生反抗侵略和壓迫，渴望自由和民主的錚錚鐵骨。 1936年，中華民族危難當頭，這一年朱東潤先生40歲，他發表了《公羊探故》[14]。這可以算得上是一篇社會文化史論文，探討從《魯史記》到《春秋》，從《春秋》到《公羊傳》，即先秦諸夏民族受到異族侵略的過程中《公羊》作者在改作、解釋的過程中所寄寓自己的思想。朱先生說：假如我們認識當日改作底意義，知道這種意義，和當前的社會現實，有密切的關系，也能發生實在的作用，那么這樣地讀經，才不是浪費精力，也許對于國家，不無相當的裨益。也就是從歷史中尋找現實的意義，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民族的精神。這篇文章分析了先秦時期諸夏對抗秦、楚異族，國家為秦、楚所吞沒，而與此同時，秦、楚二國，為諸夏文化系統所吞沒，“正和日后許多吞沒中國的異族，畢竟為中國文化系統所吞沒一樣”。周秦諸儒文化系統所維系的非常散漫的國家面臨外族入侵時，《公羊傳》的作者流露出許多理想主義的言論，“讀《公羊傳》，要記清這是一部充滿了理想主義者所寫定的書籍。這里的中心思想，是要團結諸夏，抵抗異族”，“我們自有我們底無數志士，奔走呼號，提出團結諸夏，抵抗異族的主張。他們是失敗了，但是他們還是成功，因為他們底主張，深深地埋進每一個中國人底心坎?！弊x這樣的論文，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朱先生胸中熱烈的民族情感和政治關懷，感受到他的學術中也流露出來反抗侵凌的政治理想。由于朱東潤先生早期的文史研究，已經自覺地把學術探索與苦難時代聯系在一起，在研究歷史中寄寓著對民族侵凌政治壓迫的不滿和反抗，所以，在新中國成立初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他的思想演變，就顯得順理成章，合乎邏輯地自然發展了。政治性、人民性內化為他的自覺立場，而不是“思想改造”壓力下所被迫接受。新中國成立前的“為藝術而藝術”和“為人生而藝術”的二分論，到新中國成立后，在朱先生的思想中演變為“密切結合現實”和“不結合現實”的分野。在《梅堯臣作詩的主張》里，他說：中國自古以來的詩論，倘使我們作一個粗線條的劃分，可以分為一類是密切結合現實的，一類是不結合現實或是反對結合現實的。貼標簽是一種不太妥當的辦法，但是為了說話的便利，我們可以說一類是現實主義的，一類是非現實主義的?！盐膶W作品和當前現實聯系起來，這是我們文學批評里的優秀傳統。新中國成立后，朱先生重視的是現實主義的文學和文論，這是他新中國成立前重視“為人生而藝術”思想的合理發展。新中國成立他發表了《關于梅堯臣詩的一些議論》、《梅堯臣詩的特點》、《梅堯臣作詩的主張》、《黃庭堅的政治態度及其論詩主張》、《陸游詩的轉變》、《陸游的創作道路》、《滄浪詩話探故》等文章[15]。這些文章中，朱先生側重于肯定傳統文學與文論中關注社會現實、表現現實矛盾和政治斗爭的精神和同情人民苦難遭遇的人民性立場。如他論述梅堯臣的詩歌，指出，“早年他因為人民的痛苦和西夏的侵略，深深地感到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所以詩中坦率地提出他的怨憤和他自己的主張；中年而后，因為國勢的暫時安定和他自己的日漸衰老，所以詩句逐步向平淡方面發展，成為他后期詩的特點?！瓘膱虺嫉脑娎?，我們可以看到他把對于祖國的熱愛和對于人民的同情，交織在一處?！痹诿褡逦ｋy一度空前高漲的時期，我們在陸游的《劍南詩稿》中可以聽到抗戰的聲音。劍南軍旅生涯，使陸游明白了“詩家三昧”在多種多樣的生活里，“在國防前線、努力作戰的準備里，在積極奮斗、直到死前的一剎那里”。而嚴羽“在流離失所的時代里，無視人民的痛苦，陶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焯風雪，弄花草，這樣的詩人，永遠不能成為人民的詩人。我們要理解詩人的生活和時代，其故在此”。朱東潤先生的這種政治性視角和人民性立場，在他的前后研究中是一以貫之的，是他自覺采取的學術態度。學術的時代意義和社會價值，是他自覺追求的目標。如果我們聯系前面已經提及的朱先生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經歷，那么，朱先生的這種態度，是很容易理解的。 20世紀80年代前期，學術界曾經對新中國成立三十年的文學思想進行深刻的反省和清理，其中一項內容就是把“人民性”問題懸置起來。當然，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和研究開口只談“人民性”，那是不正常的，但是，因噎廢食，一個時代的所有文學批評和研究閉口不談“人民性”，同樣是不正常的。文學對社會弊端、民生艱苦的關注雖然不是古代文學的全部，但也是古代文學中值得重視的精神傳統。只要社會中還存在“人民性問題”，文學就不應該規避“人民性”話題。當然“人民性”關懷，不應是源自于外在的思想灌輸，而應是源自于思想深處的自覺。

朱東潤研究文學批評史、古代文學重要成果目錄

論著、編著類：

1. 《陸機年表》，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一卷，鉛印本1930年

2. 《讀詩四論》，商務印書館1940年

3.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1944年

4. 《中國文學批評論集》，開明書店1947年

5. 《史記考索》，開明書店1948年

6. 《文學方面專題講授；史博文學》，復旦大學1955年

7. 《陸游研究》，中華書局1961年

8. 《陸游選集》，中華書局1962年

9.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0. 《梅堯臣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11. 《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四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2. 《杜甫敘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13. 《詩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4. 《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簡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5. 《中國文學論集》，中華書局1983年

16. 《陳子龍及其時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7. 《中國傳述文學的過去、將來》，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油印本。

18. 《中國文學史·宋元部分作品選讀》，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油印本

論文類：

1. 《詩人吳均》，《新月》第2卷第9期，1929年

2. 《述錢牧齋的文學批評》，武大文哲季刊第1卷第3期，1931年

3. 《述錢牧齋之文學批評》，《文哲季刊》第2卷第2期，1932年

4. 《袁枚文學批評論述》，《文哲季刊》第2卷第3期，1932年

5. 《詩教》，《珞珈》第2卷第4期

6. 《王士禛詩論述略》，《文哲季刊》第3卷第3期，1934年

7. 《古文四象論述評》，《文哲季刊》第4卷第2期，1935年

8. 《國風出于民間論質疑》，《文哲季刊》第5卷第1期，1935年

9. 《論大小雅說臆》，《文哲季刊》第5卷第3期，1936年

10. 《古詩說摭遺》，《文哲季刊》第6卷第1期，1936年

11. 《詩心論發凡》，《文哲季刊》第6卷第2期，1937年

12. 《怎樣讀詩經》，《國文雜志》第1卷第4、5期，1943年

13. 《詩三百篇成書中的時代精神》，《國文月刊》第45期，1946年

14. 《元雜劇及其時代》，《國文月刊》第77、78期，1949年

15. 《離騷的作者》，《光明日報》1951年3月3日

16. 《楚歌及楚辭》，《光明日報》1951年3月7日

17. 《離騷以外的屈賦》，《光明日報》1951年5月26日

18. 《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光明日報·學術》35，1954年4月

19. 《現實主義是什么時代成熟的》，《解放日報》1959年3月16日

20. 《陸游的思想基礎》，《光明日報·文學遺產》270期，1959年7月19日

21. 《說女嬃》，《解放日報》1961年7月22日

22. 《杜甫的八哀詩》，《光明日報·文學遺產》411期，1962年4月22日

23. 《關于梅堯臣詩的一些議論》，《文匯報》1962年9月5日

24. 《黃庭堅的政治態度及其論詩主張》，《中華文史論叢》1963年第3期

25. 《梅堯臣的詩》，《復旦學報》1978年第5期

26. 《梅堯臣詩的評價》，《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

27. 《論傳記文學》，《復旦學報》1980年第3期

28. 《徐霞客游記的文學價值》，《讀書》1982年第3期

29. 《傳記文學能叢<史記>學到什么》，《人物》1983年第1期

[1] 章培恒《<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導讀》，《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 朱東潤《詩人吳均》，1929年《新月》第2卷第9期。

[3]朱東潤《滄浪詩話參證》，《文哲季刊》第2卷第4號。

[4] 朱東潤《述方回詩評》，《文哲季刊》第2卷第1號。

[5]朱東潤《述錢謙益之文學批評》，《文哲季刊》第2卷第2號。

[6] 朱東潤《王士禛詩論述略》，《文哲季刊》第3卷第3號；《袁枚文學批評論述評》，《文哲季刊》第2卷第3號。

[7] 朱東潤《司空圖詩論綜述》，《文哲季刊》第3卷第2號。

[8] 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自序》，開明書店，1944年。

[9] 朱東潤《司空圖詩論綜述》，《文哲季刊》第3卷第2號。

[10] 朱東潤《元雜劇及其時代》，《國文月刊》第78期，1949年。

[11]朱東潤《滄浪詩話參證》，《文哲季刊》第二卷第四號。

[12] 朱東潤《說衙內》，《文學雜志》第一卷，（1935年）。

[13] 朱東潤《元雜劇及其時代》，《國文月刊》七十八期，（1949年）。

[14] 朱東潤《公羊探故》，《學原》第1卷第10期，1936年。

[15] 均收入朱東潤《中國文學論集》，中華書局1983年4月。

（2022年10月20日：按要求修改部分文字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