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詩選》的編選旨趣與晚宋詩壇趨向

侯體健

內容提要  《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是一部坊間書商托名劉克莊編選的唐宋詩選，應非在劉克莊的六種絕句選基礎上編成，但這并不妨礙它仍具有重要的詩學價值。該書的編纂體例、選詩分布和收錄詩人都透露出晚宋詩壇的許多重要信息。尤其是所設“時賢”一目，收錄了大量南宋中后期的中下層詩人作品，占據全書近半篇幅，勾畫出晚宋詩壇圖景的重要一隅?！皶r賢”所列雖有一些“江湖詩派”成員，但該書并非站在“江湖詩派”的立場編選，而是偏向各家各派風格淺切的作品，并多載福建詩人，顯示出鮮明的地域性。該書選入朱淑真、白玉蟾等非士大夫詩人的很多作品，消解了大家名篇的地位，呈現出明顯的通俗化、世俗化特性，表征著晚宋詩壇的“近世”指向。

關鍵詞  《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  晚宋詩壇  時賢  江湖詩派  近世性

舊題劉克莊編選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下文簡稱《千家詩選》）是一部重要的唐宋詩歌選本，收錄了許多重要的唐宋散佚詩作，向為學界所關注。該書原來的通行版本是曹寅《楝亭十二種》所收《千家詩選》二十二卷本（《宛委別藏》本與此同），2002年北京大學李更、陳新兩位先生整理出版《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校證》（下文簡稱《千家詩選校證》）三十五卷，較為全面地?？绷讼嚓P版本[1]，清理了該書存在的誤署、漏署、割裂等大量問題，大大加深了學界對此書的認識。李、陳二位先生又對此書版本、編者、材料來源、選詩特點、成書刊刻和價值定位等作了綜合討論[2]，得出許多有價值的結論，為進一步利用該書奠定了扎實基礎。惟對此書的意義認識則稍有不足，特別是斷定此書“對考察南宋后期的詩歌發展和主流階層知識分子的審美取向基本沒有參考價值”（第906頁），觀點似過絕對，尚可斟酌。職是之故，錢志熙先生撰文糾正李、陳二位先生看法，指出“《千家詩選》在唐宋詩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概括地說，它可以視為南宋后期以江湖詩派為主流的詩壇對唐宋詩史的一次集體性重新建構，對于認識南宋后期詩史的演變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甚至認為該書“是以一種比較純粹的藝術趣味來選詩”[3]，揭示出該書的詩學意義所在。在筆者看來，李、陳二位先生將此書遽斷為“基本沒有參考價值”固然稍欠審慎，而錢先生視之為“南宋后期以江湖詩派為主流的詩壇對唐宋詩史的一次集體性重新建構”也值得再予考慮?！肚Ъ以娺x》選錄唐宋詩歌2000余首，堪稱唐宋詩的大型選本，與同時詩選比較，其規模僅遜于著名的《瀛奎律髓》，而勝于《唐宋千家聯珠詩格》等其他諸選，其學術價值并不停留在簡單的文獻資料層面（盡管這確實是此書的一大價值所在），而具有更豐富、更深刻的意蘊。本文即嘗試重估此書的詩學價值，特別就其與晚宋詩壇的關系以及背后所反映的詩學趨向再作討論，以就教方家。

一、《千家詩選》的編纂與詩學價值重估

《千家詩選》的選詩分布也頗有意味。它的門類中以“百花門”錄詩最多，共有四卷251首，其中詠梅以60首占居榜首，這當然和“前集”以詠物為中心、淺切風格為主導的編纂宗旨密切相關，同時也是宋人對花卉的審美趣味使然，和《錦繡萬花谷》《全芳備祖》這樣的植物類書遙相呼應。而在“天文門”中，“雨”“雪”兩類又勝于其他，尤其是“雪”類達49首之多，和宋人酷愛寫雨雪以逞詩才的風氣合拍。如所收蘇軾《雪后書北臺壁二首》其一，即頗有歐陽修所開辟的“白戰體”“禁體物語”風味。從時段角度看，《千家詩選》雖然標目“唐宋時賢”（大致相當于唐、北宋、南宋），但是全書的三個時段分布并不均勻，“唐賢”目下錄詩僅390余首，占總數五分之一弱。其所選唐人詩作也并不集中，除杜甫入選達34首外，其他諸家多為個位數，上了十首的也僅杜牧（14首）、白居易（11首）、韓愈（10首）、李商隱（10首，含重出1首）四人而已。這即說明此選顯然不熱衷盛唐格調（杜甫算入中唐），而傾向于中晚唐作品；在晚唐諸人中，也并不特別注重當時江湖詩人們推崇的賈島、姚合（選賈6首、姚3首）。與此相應的是，在“宋賢”部分，朱淑真、蘇軾、黃庭堅、歐陽修、陳師道的作品依次名列前茅。黃、陳二人是江西詩派的代表，而江湖詩人推崇晚唐詩，恰是以反“江西”的姿態出現在詩壇，這也就說明《千家詩選》并不持有所謂“江湖詩派”的立場。特別是綜合全書所選作品來看，除了劉克莊之外，以朱淑真和白玉蟾入選數量最多，這兩位詩人一為女性、一為道士，身份都很特殊，在主流詩史的發展脈絡之中都處于邊緣地位，可見并不能簡單地將《千家詩選》的編纂歸屬于某家某派的立場，編者只是以淺近、易懂、切題（切合分類）為選擇標準在各家各派中選錄，與明確舉起江西詩派旗幟的《瀛奎律髓》之類的選本是不同的?；蛘呖梢哉f，《千家詩選》并不是標舉“江湖詩派”風格主張的一個選本，而是南宋中后期詩壇風氣的一種反映，今日所謂“江湖詩派”也不過是當時流行風氣的部分而已[20]。因此，《千家詩選》對認識晚宋詩壇風氣以及“江湖詩派”在晚宋詩壇圖景中所處的位置，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千家詩選》中的“時賢”與“江湖詩派”

《千家詩選》將所選對象分為唐賢、宋賢、時賢三類，宋賢以北宋為主體（兼收少數南北宋之交的詩人[21]），時賢以南宋為主體，尤其側重南宋中后期詩人，相當于編者所處時代的“當代詩人”。所選作品也以“時賢”目下最多，這是該書的一大特點。如果以原書所署作者名為準，不作辨析地簡單統計，那么僅“前集”所錄“時賢”即可達到103位647首，再加上第二部分五卷和“后集”所列，可達到150余位近1000首[22]的規模，竟占去全書約一半的篇幅。這就充分說明《千家詩選》并無意于遴選經典，而更傾向于迎合流行文化，貼近時人口味。就晚宋詩壇風氣來說，學界常常強調“江湖詩派”的籠罩性，要看清《千家詩選》的“時賢”群體究竟構成如何，不妨也以“江湖詩派”為參照坐標加以考察。

以本文的標準統計，《千家詩選》所選“時賢”作品位于前二十位者依次是：劉克莊（119，含重出4首）、白玉蟾（79）、戴復古（78）、潘牥（77）、聞人祥正（50）、方岳（48）、王邁（40）、林?（31）、劉仙倫（31）、華岳（30）、趙葵（29）、李劉（28）、楊萬里（22）、劉過（16）、趙崇森（16首，重1首）、盧鉞（14）、高翥（14）、范成大（13）、趙希逢（12）、徐元杰（10）。這二十個人的入選總量達757首，占據了全書的三分之一強，更是占去“時賢”作品的75%以上，可以說已基本反映出《千家詩選》對“時賢”的定位，決定了“時賢”的性質。二十位詩人中，有一位是著名道士白玉蟾，其身份特殊，一般不被看作“江湖詩派”成員。有兩位是文學史上有定論的不屬于“江湖詩派”者，即楊萬里和范成大，兩位詩人屬“中興四大家”，無論身份還是詩風，都和一般的江湖詩人差距較大。有六位是被目為“江湖詩派”成員者，即劉克莊、戴復古、方岳、劉仙倫、劉過、高翥[23]，其中戴復古、劉仙倫、劉過、高翥都長期游走江湖，可謂典型的江湖詩人；但劉克莊和方岳則存在爭議。劉克莊早年也曾游歷江湖，晚年穩居地方，詩風已非江湖面目[24]；方岳進士及第，官至知州，后退居鄉里，詩風與流行的江湖詩風也有距離，錢鍾書先生說他“從江西派入手，后來很受楊萬里、范成大的影響”[25]，其實算不得典型“江湖派”。剩下還有十一位詩人，我們可逐一考察其身份特征、詩歌風格以及與“江湖詩派”的關系，茲按照作品收錄多寡撮述如下。

（一）潘牥（1204—1246），字庭堅，號紫巖，福建閩縣人，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進士（探花），歷任浙西茶鹽司干官、太學正、潭州通判，卒于任上。有《紫巖集》已佚。劉克莊撰墓志銘。潘牥為人豪爽，秉性剛直，當時詩名頗盛，與劉克莊、戴復古、胡仲弓、曾由基等人多有交游；又精于長短句，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周密《絕妙好詞》、趙聞禮《陽春白雪》均收其作品。他的《紫巖集》雖佚，但我們可以看到王應麟《困學紀聞》特別贊賞其詩，將其所作《題岳麓寺道鄉臺》予以引錄品題[26]；牟巘也將其與劉克莊并列，贊揚人時稱“雖求之劉后村、潘紫巖集中，亦未多見”[27]；《懷古錄》卷中則記載：“近時三山潘牥庭堅樂府，篇篇寓新意……雖句語有未渾成細嫩處，然皆有所發越?！盵28]另外像韋居安《梅磵詩話》等詩話對其詩作也多有品評，足見潘牥在當時詩壇的影響力。潘牥官至潭州通判，自然算不上江湖游士，據《懷古錄》所記其樂府作品，可見詩歌取徑也頗廣泛。

（二）聞人祥正，生平不詳，所存惟《千家詩選》集句50首，分別在“前集”卷一六“宮室門”之“宮詞”目（27首）和明鈔本殘頁（23首）。所集句子，除了各體詩，也有來自詞的。其中卷一六宮詞二十七所引“銅爐謾炷一銖香”署“劉岳甫”，實為劉克莊《衛生》詩，則聞人祥正應活躍在理宗朝后期[29]。

（三）王邁（1184—1248），字實之，號臞軒，福建仙游人，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進士。歷官秘書省正字、漳州通判、吉州通判、邵武知軍等。劉克莊撰墓志銘。有《臞軒集》十六卷，今本為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輯出。王邁性亦直率，詩作氣盛言暢，“為古風近體，單辭半簡，皆清拔巨麗，有一種風骨”[30]，錢鍾書《宋詩選注》云：“他雖然極推尊楊萬里的詩，自己的風格并不相像，還是受江湖派的影響居多?！盵31]實則王邁集中古風歌行，昌明俊偉，雖有出語每俗的弊病，受到江湖派的影響，但總體氣格與一般江湖詩人并不相類。

（四）林?，字季謙，號芹齋，福建連江（一作福清）人，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民國《連江縣志》記：“初試館職，遷禮部郎中，出知瑞州，調漳州，入為太常少卿，轉司勛朝請大夫，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賜緋魚袋。所至具有政聲，善訓迪，多所成就。尤工詩，名山勝景題詠殆遍?！盵32]林?詩作主要依靠《千家詩選》留存，然《全宋詩》一首未收。除《千家詩選》所錄31首（其中1首為白玉蟾作誤署）外，尚可從《詩淵》《梅花字字香》輯得佚詩3首及殘句若干。其人活躍于高宗、孝宗朝，與“中興四大家”大體同時，自然與“江湖詩派”無涉。

（五）華岳（？—1221），字子西，號翠微，安徽貴池人，卒年約四十六歲，有《翠微南征錄》《翠微北征錄》存世。宋寧宗開禧元年（1205）因上書請誅韓侂胄，編管福建建寧府。至侂胄誅，放還。史彌遠丁憂起復，再還建上。嘉定十年入太學中武舉進士，為殿前司官屬。十四年，謀去時相史彌遠，事覺，下獄杖斃。華岳出身武學，言論激進，輕財好俠，詩歌風格也因此頗為特出，他的詩文集《翠微南征錄》乃是長期編管福建期間撰成，存詩四百余首，各體兼備，雖有粗豪之氣，卻頗顯真性情。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說：“華岳并不沾染當時詩壇上江西派和江湖派的風尚；他發牢騷，開頑笑，談情說愛，都很真率坦白地寫出來，不怕人家嫌他粗獷或笑他俚鄙?！盵33]總體風格與流行的江湖詩風差異較大。

（六）趙葵（1186—1266），字南仲，號信庵，湖南衡山人。京湖制置使趙方次子，以戰功入仕，歷任滁州知州、福州觀察使、淮東制置使、福州知州等，累官至右相兼樞密使，是南宋著名的軍事將領。工詩善畫，有《信庵詩稿》，劉克莊作序，言其作“發曠懷雅量于翰墨，寓雄心英概于杯酒”，又說“至于陶寫性情，賞好風月，雖《玉臺》《香奩》諸人極力追琢者不能及也”[34]，可見詩作風格較為多樣，并不拘于一體。趙葵詩《全宋詩》輯存49首，除《千家詩選》外，尚有《詩家鼎臠》《全芳備祖》等書存其詩作。而據《至順鎮江志》載鎮江府書閣藏《信庵詩》三冊[35]，則當時曾刊行。趙葵制閫諸方，自與江湖游士不侔。

（七）李劉（1179—1249），字公甫，號梅亭，江西崇仁人，宋寧宗嘉定元年（1208）進士。歷成都府路安撫司干辦、眉州知州、吏部郎官、中書舍人等職，累官至吏部侍郎、寶章閣待制。尤以四六名世，有《四六標準》《梅亭類稿》等。李劉詩名為四六所掩，其詩集不傳，《全宋詩》據《千家詩選》及《新編通用啟札截江網》《詩淵》等書輯存47首。從所存詩作來看，七律更多，所作七律頗有“資書以為詩”的傾向，略無江湖淺切風味，這恐與其學問博洽、擅場駢儷有關。

（八）趙崇森，宋太宗九世孫，事跡不詳，據其詩《江行》“貪看湘江景”之句，及《題三女岡白蓮花》知其曾駐足湖南、上海松江等地。洪咨夔有《閭丘梓林炎趙崇媺趙崇森除大理評事制》[36]，知其曾任大理評事?！端问啡摹酚浧溆诙似饺辏?236）二月進對[37]。趙崇森詩《全宋詩》輯存12首，可據《千家詩選》再補輯2首。

（九）盧鉞，字威仲，號梅坡，福建永福人，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進士。歷官建昌軍學教授、著作佐郎、隆興知府、戶部尚書等[38]。與趙汝騰、徐元杰、劉克莊、文及翁、牟、陸文圭、戴表元等人均有交游?！度卧姟穼⒈R鉞、盧梅坡分作兩人，共錄詩17首。元姚燧有《盧威仲文集序》言其文“勁特而偉健，明白而洞達，激烈而懇到”[39]，非江湖一脈。戴表元有《送鄉友林耕道往信州，因寄李明通。余與林、李皆游故中書盧公威仲門》一詩，并云：“盧公全盛時，桃李何紛紛。冠蓋蔽白日，談笑起青云?！盵40]則盧鉞門生頗多，在晚宋乃至元初均有不小影響。

（十）趙希逢，字可父，宋太祖九世孫。與華岳交甚密，幾遍和華岳詩。華岳《戲呈趙可父》詩題注云：“可父以法曹入幕，明年為鎖試第一?！薄睹阙w法曹》題注又云：“法曹以詞賦、明經屢貢監漕，初尉贛之石城……次任建安法曹，明年復為南省鎖試第一，不愿易授，特終建安任?！盵41]知趙希逢歷官石城尉、建安法曹等職，后鎖試登第，時在華岳編管建寧府期間（1205—約1216年）。至理宗淳祐元年（1241）仍在汀州司理參軍任上。趙希逢詩《全宋詩》輯存173首，除8首非唱和華岳所作，其余165首均是次韻華岳作品，其詩風自不免受華岳原作影響，與華岳詩相近。

（十一）徐元杰（約1194—1245），字伯仁，號楳埜，江西上饒人，宋理宗紹定五年（1232）狀元及第，因忤史嵩之，中毒暴卒。歷官秘書省正字、南劍州知州、權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等職。有《楳埜集》二十五卷，今本為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輯出，裒為十二卷。四庫館臣言其詩：“乃頗樸僿，蓋真氏《文章正宗》，持論如是，元杰亦篤守其師說云?！盵42]意即徐詩多理學家詩味。

以上不憚其煩地敘述這些詩人的履歷與詩歌成就，即在于說明《千家詩選》所偏向選錄的這些詩人與所謂“江湖詩派”并不可以等同視之。假如我們認同“江湖詩派”是一個主要由游士組成且其詩風主要是清新淺切甚或纖佻卑俗一脈的話，那么無論從身份屬性還是詩歌風格來看，這些作家均難簡單地歸入此派。這二十人中可以確定進士及第者即有11人，還有2人（趙葵、劉克莊）雖未進士及第但也官至高位，從身份來說本非游士；從詩風來看，上述十一人及楊萬里、范成大、白玉蟾、劉克莊、方岳諸人也與一般的江湖詩風多有區別。這個判斷與當時人的看法也是基本吻合的。宋末鄭思肖在其《中興集》的后序[43]中回顧歷史，點明理宗朝的“朝野之臣”，其中即包括以上所考十一位詩人中的六位。他將趙葵歸入“閫臣”，將徐元杰、潘牥、王邁歸入“名臣”，將劉克莊歸入“文臣”，而只有戴復古才被歸入“詩人”（特指江湖詩人）[44]。既然排名居前且總體數量占據“時賢”75%的詩人群體真正可歸屬于“江湖詩派”的作家并無多少（完全確定者僅有戴復古、劉仙倫、劉過、高翥四人，占五分之一），那么當然就很難說《千家詩選》與“江湖詩派”有密切關系。

不過，這些入選詩人也有明顯的趨同特征，從他們的籍貫和履歷中即可發現，絕大部分成員都和福建相關。二十位詩人中，只有范成大、楊萬里、李劉、劉過、劉仙倫、聞人祥正沒有在福建長期駐足過的記載[45]，其余諸人或占籍福建，或任職、流寓過福建，占比達百分之七十。如果把范圍擴大到《千家詩選》所列的全部“時賢”，這個比率更高，以致于學者認為“書中所涉南宋中后期詩人，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即百分之九十以上為福建人或曾任職于福建，幾乎近于地方總集”[46]。說《千家詩選》“近于地方總集”雖略有夸張，卻點明了編者選錄詩人的鮮明地域性。這個具有明顯福建地域特征的群體，成員之間又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少還有互相的交游關系，就更顯出編者的地域指向了。也就是說，《千家詩選》并無詩學詩派上的立場，只有地域上的偏好，而這種客觀呈現出來的傾向，究竟是編者鄉賢情結使然，還是視野局限造成，又或是編纂態度草率、貪圖簡便易得的結果？這是暫時無法判定的，但它的編纂并不體現“江湖詩派”的身份屬性則是可以肯定的。

三、《千家詩選》與晚宋詩壇的“近世”指向

雖然我們力證《千家詩選》的編者并無“江湖詩派”的立場，但是又不得不承認《千家詩選》的選詩趣味與流行的江湖詩風確實有相近之處，尤其是“前集”部分更為明顯。然需注意的是，無“江湖詩派”立場和選詩與江湖詩風趨同，這兩者之間并不矛盾。譬如《千家詩選》選錄真德秀作品9首，而真德秀的總體詩風顯然非“江湖詩派”，不過一個作家的作品風格定非單一的，常具多樣性，真德秀也創作了一些相對淺切清新的詩歌，這些詩歌符合《千家詩選》的選錄標準，也和當時流行的江湖詩風相近，但我們顯然不會因為這些作品而將真德秀視為“江湖詩派”的成員。換言之，《千家詩選》與江湖詩風是在共同的時代風氣下誕生的，我們應該將《千家詩選》的選詩趣味，放入更廣闊的詩歌史中去觀察，而不應該局限于與江湖詩風的異同上。整個晚宋詩壇的演進圖景，牽涉詩歌主體逐步擴大、下層詩人大量涌現、文學權力明顯下移等重大問題，具有鮮明的“近世”指向[47]，而《千家詩選》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潮流中出現的有著時代表征性的詩歌選本。

與朱淑真同樣受重視的，是道士白玉蟾。作為方外之人，白玉蟾的作派風度與一般士大夫頗不相同，潘牥為白玉蟾文集作序，言其“好酒任性，所作不皆合法度”[52]，其詩歌風格也頗蕭散，絕句短章雖是主體，但古詩歌行亦達200余篇，長篇大詠不在少數。最為突出者，則是詩歌語言多有俚俗風味，這只需略舉幾首即可窺豹：

卷二《立秋有懷陳上舍》：沒巴沒鼻落一葉，發顛發狂何處風。九十日暑掃地去，滿懷汗珠尋已空。卻煩察判潘孺子，說與上舍陳元龍。來宵無雨必好月，一樽還要與君同。

卷四《次韻紫巖潘庭堅二首》之二：何人皮里有陽秋？誰絹能包得許羞？早趁黃書丞相押，莫空白了少年頭。既無顧戀于人已，便請清閑袖手休。豈必滅秦安漢后，始來尋個赤松游？

卷六《題鄭通妙方丈》：無爭之棋兩三局，自勸之酒一二杯。但且任么隨俗過，丹成云鶴自然來。[53]

以上分別列舉了七古、七律、七絕各一首，其中所用的口語俗語“沒巴沒鼻”“尋個”“任么”等在其詩集中俯拾即是，詩歌句法也不緊湊，表現出明顯的淺俗傾向?！肚Ъ以娺x》所錄諸作的語言雖然沒有這般俚俗，但其淺切之風卻是一貫的。白玉蟾的詩作與士大夫的趣味有一定距離，他的交游圈雖然也有一些官僚士人，但總體仍以僧道和下層文人為主。學者指出白玉蟾在思想和性格上均具多重性，而這些多重性標志著南宋道教的世俗化和平民化[54]，這與其詩歌的通俗化、平民化是一致的。朱淑真和白玉蟾這兩位非士大夫詩人在《千家詩選》中地位的凸顯，自然是晚宋詩壇“近世化”的重要表征。

其次是消解大家名篇的優勢地位，無論詩人身份如何，總體詩風如何，在詩史上地位如何，《千家詩選》選錄作品都以淺顯、通俗、實用為準，并不作平衡考量。站在晚宋回望唐宋詩史，一流大家不勝枚舉，王孟、高岑、李杜、元白、韓孟、韋柳、小李杜、歐梅、蘇黃，各家各派可謂群星璀璨，名篇輩出。但在《千家詩選》中，這些一流詩人的分量遠不及當時的小作家，甚至存在一首不選的情況（未選元?。55]?！疤瀑t”中像李白這樣的詩人居然也只選入一首絕句，且所選絕句乃是從《月下獨酌》這樣的五言古詩中截取下來的，絲毫不能反映李白的絕句藝術成就，更不用說總體詩歌特色了。即使名列“唐賢”入選數量之首的杜甫，所選錄的詩作也談不上代表性，更多似乎只因分門纂類設置所需而選入，稱得上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并不多?！八钨t”中盡管蘇、黃作品都入選不少，然均少于女性詩人朱淑真，且所選作品主要集中在“后集”，作品代表性也顯弱?！敖髟娕伞钡淖骷胰脒x人數雖不算少，如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所列25人中，就有陳師道、謝薖、謝逸、僧祖可、韓駒、洪芻、徐俯、晁沖之、潘大臨、饒節等10人入選，不過除了陳師道（入選19首）之外，其他人的作品都只是個位數。而陳師道的詩也主要集中在“后集”（16首），“前集”所選僅3首絕句，風格尤其淺切，如《雁》詩：“來往違寒暑，飛鳴在稻粱。未知溟海大，不肯過衡陽?！泵靼兹缭?，詩意不濃，作為童蒙倒是恰切，自然難以代表陳師道的風格?！昂蠹彼x陳詩仍以七絕為主，雖有4首七律，風格也絕無瘦硬拗峭的特點。這群列入《江西詩社宗派圖》的典型江西派，并沒有在《千家詩選》中展現他們句律精深的詩學趣味，都只能服從于編者淺顯通俗的選詩旨趣。這樣的結果，當然也可以歸罪于編者輯纂態度草率，詩學眼光欠佳，但從另一角度來說，這又恰恰真實反映出當時讀者群的需求，他們并不鐘愛揣摩經典，只求淺切易懂，以滿足一般的閱讀欣賞要求。如果從“后集”具有應酬特性的門類設置來說，則更只是為求得日常寫作模板和辭藻、詩意的取資來源而已，甚而讓“后集”具備了日用類書的某些特性。其通俗化乃至程式化的內在指向，與《昭明文選》而下的詩文選本，并不在同一文化層面。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千家詩選》是由讀者群決定了作者群，書籍購買者的文化層級決定了入選作家作品的藝術層級，大眾的閱讀趣味指揮著書商的編輯之手，市民們通過書肆的力量參與了這個時代通俗詩學的建構。這也應當看作晚宋整體詩壇“近世化”萌芽的一個結果。

最后，從整個宋元之際福建坊刻刊行的詩學著作來看，《千家詩選》的編纂旨趣及通俗化、世俗化特點并非單一存在，而是與其他諸書形成了著述群落，呈現出整體的“近世性”特征?！对娂叶εL》是《千家詩選》的選源之一，該書選詩180首，風格亦以淺切為主，其中絕句89首，約占一半篇幅，又據學者統計，作者籍貫可考證屬福建者占32%[56]，如果加上長期仕宦或流寓福建者，這個比例還要更高。此書入選共96人，只有1人非南宋詩人，其余全是活躍于南宋中后期者，是一部典型的時人選集，它的這種地域性傾向和選錄旨趣，與《千家詩選》“時賢”部分如出一轍。又有于濟、蔡正孫《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二十卷，以詩格形式架構全書，選錄唐宋詩人一千余首七絕，分三百四十余格，它的初編者于濟本是“為童習者設也”，蔡正孫增擴評釋后，即望能給一般的讀書人“與鯉庭學詩者共之”[57]，目的即在于提供學詩活法。全書注釋評解詳細以至于瑣碎，顯與書塾教育的定位密切相關。兩部選集也并不重視經典的典范意義，而更指向當下詩壇和一般讀者，也是商業出版氛圍影響下的產物。除了詩歌選本，《詩人玉屑》《詩林廣記》等詩話著作也具類似特點。魏慶之編纂《詩人玉屑》乃取前人、時人論詩篇章，以分門別類的方式再加剪裁編輯，他主要依托《苕溪漁隱叢話》刪改綴補，然后添入時人詩論。吉川幸次郎早已指出《詩人玉屑》“這本書為營利而出版刊行的痕跡是明顯的”[58]，它“科別其條”，設目眾多，“升高自下之方，由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載”[59]，而尤強調句法口訣、下字壓韻、詩病詩體，目的就在提供一部便于一般讀書人使用的詩法教本。這種因應出版市場風潮，而將他人作品加以選輯拼盤的方式，在《詩林廣記》中也得到進一步推廣。只是《詩林廣記》既不局限于詩論，也不只是收錄作品，而是將作品和詩論綜合起來，特別是加入了后來者的模擬篇章，顯示出更復雜的結構，滿足了讀者更多元的學詩需求。從這些詩學著述群落中，能明顯感受到民間出版迅猛發展帶來的詩學生態變遷，書肆將圖書的預設顧客從文人士大夫轉向了中下層的非士大夫知識人，也就帶來了書籍編纂旨趣的世俗化和通俗化?！肚Ъ以娺x》在這樣的詩學生態中誕生，無疑造成了它錯置作者、割裂篇章、疏于遴選的缺點，但也因此更鮮活地反映出晚宋時期書肆主導的通俗詩學的原始狀態。

【本文原載于《文學遺產》2021年04期，原題：《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與晚宋詩壇趨向。作者侯體?。簭偷┐髮W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感謝侯體健老師授權發布 ?！?/p>

編輯：吳心怡